江西
1990年11月19日，台中寓所内，89岁的孙立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几天后，他的灵柩被安置在台中北屯大坑东山墓园，棺木没有完全埋入地下，而是置于地面之上。这一安排并非普通葬俗，背后牵连着一位抗日名将晚年的心结。
关于“棺不入土”的说法，流传版本不少。较为可信的解释是，孙立人希望身后能够归葬安徽庐江故里，但海峡阻隔未能消除，遗愿始终无法实现。于是，灵柩暂不入土，成为一种等待，也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话：“不能葬回祖国大陆，棺不入土。”这句话是否为临终原话，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的思乡之情却有明确依据。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安徽庐江金牛镇。父亲孙熙泽曾任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家中重视教育。少年时期，他在青岛接触到租界生活，也亲眼见过中国人在列强面前的窘迫。那种刺眼的反差，使他很早便认定，读书不能只为个人前途，军队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旧式操练上。
1913年，孙立人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学习之外，他是校篮球队的重要成员，曾率队取得全国比赛成绩。体育训练带给他的，不只是荣誉，还有对纪律、协同和体能的理解。后来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又进入弗吉尼亚军校深造，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军事教育。
1927年回国后，他没有黄埔嫡系的身份，也缺少地方实力派背景，起步并不顺利。转机来自宋子文主持的税警总团。孙立人担任第四团团长时，着手整顿训练，强调军纪、射击、体能和基层军官素质。税警总团本是财政系统的武装力量，却因装备和训练较好，逐渐成为当时少数接近现代化标准的部队。
真正让孙立人声名远播的，是缅甸战场。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孙立人率新编第三十八师担负作战任务。4月仁安羌一战，日军包围英军第一师及大批记者、家属，孙立人判断必须迅速打开缺口，遂组织部队突击。
“先救人，再谈得失。”据战场回忆，部队中的这类命令十分明确。
此战中方以较小代价击退日军，救出被围英军数千人，国际舆论为之震动。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美国方面也向其颁发丰功勋章。战场上的评价相当直接：这支中国部队不仅能打，而且在丛林、疾病和补给困难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建制。
遗憾的是，战功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格局。仁安羌行动虽获胜，却被部分上级视为没有完全执行既定部署。孙立人一向坚持战场判断，和重视资历、关系以及服从次序的军政体系之间，始终存在隔阂。外军称赞他的指挥能力，国内权力中心却对他的独立性保持警惕。
1943年以后，孙立人参加缅北反攻，率部攻克多个据点，打通中印公路相关战线。1945年5月，他应邀访问欧洲战场，是少数受到盟军高级将领公开礼遇的中国将军。抗战胜利后，他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随后调往东北，担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兼东北绥靖副司令。
东北局势复杂，军队之间矛盾重重。孙立人与杜聿明在指挥和用兵问题上多有分歧，最终被调离一线，转任陆军训练系统职务。对一名正处于军事声望高峰的将领而言，这种安排意味着权力逐渐被收回。
到台湾后，孙立人主要负责训练新兵。1955年，郭廷亮等人涉嫌筹划武装行动，案件被牵连到孙立人部属，随后扩大为“孙立人案”。孙立人否认知情，调查也未能证明他直接策划兵变，但他仍被免去军职并长期软禁。案件没有公开审判，也缺少足以服众的完整证据，“不白之冤”由此成为他晚年最沉重的标签。
软禁期间，他失去正常军政待遇，生活并不宽裕。为了照料四个子女，曾经统率精锐部队的将军一度亲自种植果树和蔬菜。四个孩子的名字分别为中平、安平、天平、太平，寄托的是“中国安定、天下太平”的愿望。
1988年后，孙立人的生活限制逐步解除，但几十年的隔离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1990年3月，冰心托人捎信，邀请这位旧友重返大陆。孙立人在回信中写道：“何时能一造访，畅话平昔，殆未可必然，亦终期所愿之得偿也。”语气克制，却能看出期待。
半年多后，他病逝台中。棺木没有埋入泥土，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刻在墓碑上。那副停在地面之上的灵柩，既是葬仪安排，也是一个未能完成的归乡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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