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下旬,徐州城内,一口楠木棺材被抬入灵堂。棺木名贵,却不是为富贵人家准备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为王铭章料理后事,棺材铺老板听明来意后,拒绝收钱,只说:“这是给王将军的,官兵抬走便是。”
这位老板没有留下姓名,却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棺木,送别了滕县守城战中牺牲的将领。王铭章的遗体当时已经难以辨认,确认身份靠的不是面容,而是衣物、金牙,以及那颗从遗骸上取下来的金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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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扣子送到孙震部下王文振手中时,他一眼认出,红着眼说:“这是王师长的。”这件小物件,成了确认身份的关键,也让一场惨烈战斗有了具体而沉重的落点。
王铭章,四川新都人,抗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川军出川抗日。临行前,他在德阳对部下谈到,过去长期参与内战,曾给百姓带来伤害,今后要用抗日行动赎回这笔旧账。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誓师话。王铭章清楚,川军装备落后,训练和补给也不如中央军嫡系部队,但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国门之外,军人的任务不该再是内耗,而是守土。他对将士说:“不把日本人赶出国门,决不生还。”
离家时,夫人叶亚华和孩子都知道,这次出征很可能无法回来。王铭章没有留下长篇叮嘱,只交代家人和睦相处,孩子认真读书。话很平常,却正因为平常,才更像一名父亲在战火来临前的最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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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日军为进攻徐州,向滕县推进。滕县是重要通道,第五战区要求王铭章率部坚守,为徐州方向调兵争取时间。122师一个团仅有少量重机枪和迫击炮,日军却拥有飞机、火炮、装甲车辆,双方火力并不在一个层面。
3月14日,日军开始猛攻。援军迟迟未能及时抵达,守军只能依托城墙和简陋工事反复抵抗。王铭章下令:“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这十六个字,既是军令,也是他给全师划下的底线。
战斗持续到17日。城内守军伤亡惨重,日军集中炮火突破城防,王铭章本人也已负伤。有人劝他撤离,他没有答应,只向孙震发出电报:“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城破前后,王铭章在指挥所附近中弹倒下。前来救治的士兵想把他带走,他却说:“不要管我,快去和敌人拼。”随后壮烈殉国,时年45岁。滕县守军大部伤亡,少数官兵突围。守城虽然付出惨重代价,却迟滞了日军南下,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争取了时间。
王铭章牺牲后,遗体一度遗失。由于随身证件、手表等物品被副官提前取走,日军清理尸体时没有发现他的身份。9天后,地方人士王宜恭协助寻找,才在一堆遗体中发现疑似遗骸。随后,孙震派人取下金扣子,并以灰布大衣、棉马裤、毛袜和布鞋等物重新核验。
遗体运抵徐州后,李宗仁前往守灵。军装上满是血迹,伤口与泥土混在一起,已经无法正常整理。李宗仁脱下自己的上将军服,命人替王铭章换上,又亲自为他寻找棺木。棺材铺老板听说死者是守滕县的王师长,当即表示不收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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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灵柩抵达武汉大智门车站,前来迎灵的民众有万余人。随后,灵柩运回四川,沿途多地设祭。1943年1月1日,成都少城公园和新都墓园举行铜像揭幕及公葬典礼,王铭章的名字由此被正式镌刻进抗战纪念体系。
王铭章留下三子一女。幼子王道纲牺牲时只有11岁,后来随母亲叶亚华辗转澳门、台湾。叶亚华终生没有再嫁,独自抚养孩子。王道纲成年后长期接触佛学,最终出家修行,取法号“恺因”,终身未娶。
2005年,叶亚华与王道纲回到成都定居。2015年3月17日,王道纲89岁,在亲人搀扶下到新都父亲墓前祭拜,连鞠三躬,轻声说:“我又来看您了。”那一年,距离王铭章在滕县殉国,已经过去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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