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后证明爱错了人，那之前的爱是否值得？听听埃彭贝克的回答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燕妮·埃彭贝克看起来很轻松，她坐在书店门前的桌边，微笑着与读者交谈，收下她们制作的礼物，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手机，拍下墙上贴着的活动海报。但她也会在某些时刻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近处的某个地方，仿佛在感受这个特殊的时刻。这位现年五十九岁的德国作家以其对历史幽微的重访和再叙述闻名于世，但在此刻，她看到的是历史还是当下？

埃彭贝克在无数场合说过，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是她的人生转折点，也构成了她写作的原动力。在最新作品《凯罗斯》中，她再次回溯这段历史，从中打捞起个体的生命细节。小说讲述了1986年，十九岁的卡塔琳娜在公交车上邂逅了五十多岁的汉斯，尽管一个是年轻学生，一个已婚，两人仍很快发展出一段恋情。但随着时间流逝，裂痕开始出现，爱人之间进行着一场场严酷的裁决。与此同时，东德崩溃也带来历史的裁决，社会变革飞驰而过，所有旧的确定性和旧的忠诚都随之瓦解。

国际布克奖给《凯罗斯》的颁奖词是：“既美丽又令人不适，既私人化又充满政治性，让我们看到，这场残酷的甚至毁灭性的爱情，如何与某一代人的政治生活交织在一起，质疑命运与个人意志的本质。”这段话精准地捕捉到埃彭贝克的创作核心，她始终在探索历史流过肉身的过程和强度，以及政治与亲密究竟能够交织到怎样的地步。2024年获奖后，埃彭贝克的国际声誉进一步提升，开始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候选人。

昨晚，埃彭贝克第一次来访中国，在上海举行了一场题为“爱在历史失效时：《凯罗斯》中的情感失序与东德记忆”的活动，与她进行对谈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王凡柯。在对话中，埃彭贝克分享了自己对《凯罗斯》这本书的理解，在她看来，历史和情感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在一次次的回忆和书写过程中不断累积、刷新，尽管这样的过程有时是充满无力感的。

燕妮·埃彭贝克在活动中发言（拍摄：界面文化记者王鹏凯） 01 书写能让无力的回忆变成有力的自我确证

埃彭贝克第一次接触到凯罗斯（Kairos）这个词是在学生时代。当时柏林墙倒塌不久，她从东柏林去往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上课，在研讨课上，她读到一系列赞美古希腊运动员的诗歌，其中就反复出现这一概念——凯罗斯是古希腊掌管“时机”的时间之神，只在特定时刻出现，象征不可复现的命运拐点。在埃彭贝克看来，凯罗斯描绘的是一个机遇时刻，它不仅代表命运，也意味着人要主动去抓住这一时机。

王凡柯指出了这一时刻背后的情境性：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知道这是凯罗斯时刻吗？还是之后的叙事给予了那个时刻凯罗斯的意义？对此，埃彭贝克表示，当我们谈到凯罗斯，它往往指的是人达到幸福与满足的时刻，但它也意味着，过了这个时刻，你就再也达不到此前曾拥有或得到过的幸福程度，“从凯罗斯时刻开始，它就在走一个下坡的曲线。”这构成了埃彭贝克创作的情感基调，当故事被通过时间和记忆来回溯，个体会再次经历这样的起伏，用她的话说，那些曾被称作“现在”的事物都已经成为过去，幸福的时刻将会显得更为残酷。

《凯罗斯》就是以回忆的体裁展开的，小说中，汉斯离世后，卡塔琳娜收到两个装有信件、复写件、照片、剪报等材料的纸箱，并在翻阅这些纸箱的过程中回溯自己与汉斯的交往史。当时，卡塔琳娜正值青春年少，即将开启自己的美好人生，而汉斯已经经历过半的人生，埃彭贝克将其形容为“两个时代的相遇”，这是她想要讨论的话题：如何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当下所发生的历史巨变？其中一个人是从过去的视角来看当下，另一个人则是从未来的视角来看当下。

《凯罗斯》
[德] 燕妮·埃彭贝克 著 李佳川 译
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6-1

在写作期间，埃彭贝克曾经参加过一个探讨记忆的主题会议，她注意到，人们对自己的回忆常常充满无力感（machtlos）——曾经相信是真的东西，可能在未来的某个凯罗斯时刻会被证明是错的。渐渐地，这种无力感会成为对自我的怀疑，当个体一次次回溯到时间的现场，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失败机制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在德语中，有关回忆或记忆有两个词汇，Erinnerung和Gedachtnis，前者表示主动地回忆，这更接近自我书写的一种方式，而后者是被动的记忆，比如信件这样的物质性材料，它就在那里，作为记忆中不变的一部分。王凡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纸箱所承载的这些物质性档案，卡塔琳娜回忆的汉斯会不会是另一个人？这关系的是一种书写的本体论，当书写本身就包含了筛选、改编和取舍，我们如何看待书写中浮现的真实？书写究竟是在保存记忆，还是在改写记忆？

在埃彭贝克看来，物质性材料更多是在提供回忆的背景，而写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它让人回想过去的经历，并不断从中获得新的理解，“它不是说每次打开一个抽屉，里面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是会有不同的新东西出现在你面前，随着你的人生经验不断累积，你的回忆也会发生变化。”王凡柯也指出，书写作为一种回忆机制，恰恰能够成为找回自我力量的方式，对于混沌的过去，弥漫的忧伤，书写都能成为一次次重新命名的时刻，将那些无力的回忆变成有力的自我确证。

埃彭贝克曾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表示：“写作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以自己的记忆为素材，仔细观察那些你自己在经历的时候所不了解的事物。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陌生，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在现场，她将这一思考向外延展，指出当一个人写作，也就是在与阅读这些文字的他者进行交流，分享彼此所经历的一切，而这是人工智能的阅读所无法替代的，“起码对我来讲，用人工智能或其它东西来取代亲身阅读都是毫无意义的。”

活动现场（拍摄：界面文化记者王鹏凯） 02 如果最后证明爱错了人，那之前的爱还是否值得？

在国内评论界，《凯罗斯》往往被认为是延续德国战后的文学传统，将东西德分裂的宏大历史作为叙事背景，融合政治寓言和私人感情——当政治走向凯罗斯时刻的时候，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也在经历凯罗斯时刻。但王凡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这部小说所传递的恰恰相反，在私人的情感关系中，随时都有征服，以及或隐形、或可见的暴力，换言之，政治的隐喻和细节同样也在情感中暴露。

在小说中，卡塔琳娜与汉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年龄差和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卡塔琳娜多次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被羞辱、甚至被操纵，但她并没有选择离开。这是为什么？王凡柯在现场进一步追问了这背后的情感张力：当一个人选择交付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进入到明知是“有毒”的关系中，是不是也意味着这种不自由的关系能带来某种激情，或者是幻想般的秩序？

对此，埃彭贝克表示，年龄差是两人权力关系最直观的反映，对年长者来说，实施操纵和暴力是更容易的。小说中，汉斯用各种手段让原本自信的卡塔琳娜开始怀疑自己，尤其是当她与他人发生关系后，汉斯对她的指责不是欺骗，而是说她已经没法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了——这从内部摧毁了卡塔琳娜的自信，而自信恰恰是身处有毒关系的人想要摆脱、逃离所最需要的。

这也与前面提到的时间性有关。埃彭贝克指出，在小说中，汉斯实际上一直处于主动的状态，他像导演一样编写、执导着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给卡塔琳娜打造了一个水晶棺，将她困在里面，每当她想挣脱、逃离，汉斯就重复过去的叙事，比如一年前的两人在做什么，反复地将卡塔琳娜带回过去。对于年轻的卡塔琳娜来说，她正在不断成长，过去对于她而言是有限的，而汉斯有着丰富的回忆，这种时间尺度的差异成为了汉斯操控卡塔琳娜的工具。

活动现场（图片来源：理想国）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身处情感关系中的两人也曾有过共同的美好经历，这些感受在随着时间而积累，“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已经为一段爱情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是很难去放弃的，你不断地希望，我还能从中得到幸福，得到更好的，你害怕失去。”埃彭贝克说道。

这一点尤其触及到了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它表现为一种常见的情感状态，身处其中的个体或许知晓，又或许不可知，当深陷于一段被操纵的情感关系时，人要如何做出决断？王凡柯以书中卡塔琳娜的自我剖析为例：哪怕我知道自己爱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但是这能证明我们相处的那些夜晚是假的吗？能证明那些被文学和古典乐触动内心的时刻是假的吗？

不过在王凡柯看来，这部小说并不只是所谓的被PUA女性的控诉，而是替当代人问出了一个很悲哀的问题：如果最后证明我爱错了人，那之前的爱还是否值得？它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一个政治性、历史性的问题：当我们在某个节点发现，曾经全身心信任的事物被证明是错的，那我在过去所感受到的真切的幸福，它会因此而贬损吗？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个时候如此深信这个制度或对象的自己？在这里，文学被寄予了新的期望——它能否为我们保存这样的悖论，既承认我受到了伤害，又能够勇敢地说，我曾经真切地幸福过？

王凡柯在活动中发言（拍摄：王鹏凯）

在接受国际布克奖采访时，埃彭贝克就曾回应过类似的提问，她说：“为什么那些开始是正确的事，最终却变成错了的？这与语言有关，因为语言是用来表达情感与见解的，也是用来遮蔽或背叛它们的。”在现场，埃彭贝克进一步指出，这反映的是文学必须同时承受幸福与不幸，两者都存在，这是人性的复杂处境。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欺骗、虐待，但它同时也可以是真挚的爱，对双方都是如此，每个人对于爱的理解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恰恰是文学所要书写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去打开世界的角落，动摇人们曾经奉之为圭臬的观念，尽情地展现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