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盟友不好当！梅洛尼在美欧间走钢丝，竟熬过四年不倒

安德烈亚·多诺弗里奥：“梅洛尼变得更具制度意识、更务实，并不意味着她不再是一名右翼领导人”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安德烈亚·多诺弗里奥对意大利共和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及其核心人物焦尔吉娅·梅洛尼进行了深入分析。焦尔吉娅·梅洛尼在2022年走上意大利政治舞台，此前她在后法西斯主义右翼阵营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许多人当时认为，她可能会深刻改变意大利的政治格局及其与欧洲的关系。四年后，她领导的政府成为意大利史上最持久的一届。从最初的梅洛尼到现在的梅洛尼，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需要将她的深层意识形态与执政后的务实调整区分开来。梅洛尼展现了显著的政治手腕，尤其是迅速意识到执政与在野大相径庭。自2022年以来，她淡化了一些最具改变性的言论，努力在欧洲和大西洋盟友面前树立可靠的制度型形象。她在乌克兰问题、财政纪律以及与欧盟机构的关系上均体现出务实态度。

这会对她的选举表现产生影响吗？这种策略可能带来代价。右翼中更偏右的选民或许感到，反对党时期的变革期待并未完全体现在政府行动中。罗伯托·万纳奇及其“民族未来”党的支持率上升，近期民调显示其支持率约为7%，这可以被视为梅洛尼右侧不满情绪的反映。因此，梅洛尼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她不得不面对执政的限制与责任；但公众对她的认知也随之改变。

2022年，人们担心她可能与欧洲决裂。四年后，大家看到她选择的是从内部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而非与欧盟机构正面冲突。她的适应能力帮助解释了为何她能长期执政，但不应将政府层面的务实与彻底的意识形态转变混为一谈。

马尔科·因普龙塔在《意大利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试图解释梅洛尼政府为何能如此长寿。他的结论是，这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项因素共同作用：执政联盟内部团结、意大利兄弟党的主导地位、盟友留在政府中的利益激励、反对派分裂，以及政治适应能力。这是意大利政治的结构性转变，还是特殊环境下的例外组合？

尽管梅洛尼政府实现了稳定，意大利那些长期被视为导致政局不稳的制度规则并未发生实质变化。首先，领导力是关键。梅洛尼成功维系了联盟团结，并在联盟中确立了明确的政治主导地位。与以往的意大利联合政府不同，目前并不存在谁来领导这一阵营的真正争夺。意大利兄弟党显然是主导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都有充分动机继续留在政府中。

退出政府意味着承担相当大的选举风险，也意味着失去一项短期内难以重新获得或改善的权力地位。但因普龙塔研究中提到的另一个根本因素，是替代选择的薄弱。梅洛尼极大受益于反对派的分裂。四年过去，反对派不仅难以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在根本问题上也难以构建共同的政治纲领。民主党、五星运动及其他反对党之间的分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清晰且可信的执政替代方案。

这种无法整合替代方案的困境，也导致左翼选民的政治动员不足。一些群体似乎不仅缺乏动力，甚至对梅洛尼再次获胜的可能性表现出某种无奈。因此，把本届政府的长期执政视为意大利从结构上解决其历史性不稳定问题的证据，仍需谨慎。这种实力也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梅洛尼将其用于何处？意大利经济依然面临缓慢增长、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工资疲软和高额公共债务等结构性问题。

这恰恰是梅洛尼政府的主要弱点之一。尽管一些经济指标已有改善，否认这一点并不正确。就业表现良好，失业率降至历史低位，公共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这些成果应当得到承认。但改善某些短期指标，与从结构上改造意大利经济是两回事。而在后者方面，政府的成绩似乎逊色得多。

因此，梅洛尼迄今展现出的能力，更多是管理意大利既有惯性，而非改变这些惯性。她谨慎地维持了一些经济和财政平衡，但很难指出其政府推动了哪一项重大结构性改革，足以实质改变意大利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低生产率、低工资、人口老龄化、地区不平等和高额公共债务。

梅洛尼似乎通过兼容一些长期以来难以调和的身份认同，构建了自己的成功：民族主义者与欧洲主义者、保守派与现代派、大西洋主义者与主权主义者。这是否是她真正的政治创新——证明民族保守主义右翼可以在不与欧洲和大西洋体系决裂的情况下，在其制度框架内执政？

梅洛尼很好地嵌入了这一空间，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确实如此。因此，她真正的创新或许不在于调和民族主义与欧洲主义，而在于认识到，民族保守主义右翼可以尝试从内部改变欧洲，而不是从外部与之对抗。

目标不再一定是退出欧盟或放弃欧元——梅洛尼本人在过去的不同阶段曾主张过这些立场——而是改变欧盟内部的力量对比，推动其在移民、安全、家庭或身份认同等问题上转向更保守的政策立场。这也让她能够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可靠领导人，同时又不放弃其主权主义话语的重要部分。

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令许多人意外；她主张增强欧洲自主性，并在关系破裂前与唐纳德·特朗普保持着特殊的政治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一段时间，梅洛尼成功将自己与特朗普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转化为优势：在华盛顿面前，她可以将自己塑造成欧盟内部一名具有特殊沟通渠道的领导人；在欧洲人面前，她则能被视为一名可以与对欧洲盟友而言日益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沟通的领导人。

意大利拥有根深蒂固的大西洋主义传统，梅洛尼并未改变这一传统。另一回事则是，是否应将她与特朗普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个人亲近，变成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其中风险很大，因为国际关系不能仅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之上，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也未必一致。

而这种平衡十分困难。伊朗问题便是一例。近期发生的情况已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意大利没有追随美国的一些决定，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梅洛尼与特朗普之间的特殊关系便出现恶化。梅洛尼因此面临难以维持的平衡：她越是接近特朗普，就越可能疏远主要欧洲伙伴；但她越是捍卫欧洲的战略自主，就越难维持与华盛顿之间的特殊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应当区分梅洛尼的政治遗产与梅洛尼个人的政治成功。她的政治能力几乎无可争议。她将一个多年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党带入权力中心，维系了一个复杂联盟的团结，并实现了罕见的稳定。

但历史评价必然会更加严格。它不会只追问她执政多久、积累了多少权力，还将追问：在她拥有这些权力的岁月里，意大利究竟发生了哪些真正的改变。只有在历史距离拉开之后，人们才能判断，她究竟是一名深刻改变意大利的领导人，还是一名极其擅长理解和驾驭特定历史形势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