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莫迪背后六大钱袋家族，藏着怎样的发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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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大叔

编辑| 杨林宇

审核|单敏敏 陈珏可

图源：“陆家嘴金融圈”微信公众号

1877年1月1日，在遥远的伦敦，维多利亚女王被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同一天，在印度中部棉花产区那格浦尔，一家新建的纺织厂点火开工。工厂的名字叫“女皇纺织厂”（Empress Mills），老板是一个38岁的帕西人，叫贾姆谢特吉·塔塔。

一个帝国在那一天完成了它对次大陆的名义占有，一个家族在那一天开始了它对次大陆的实际占有。前者在70年后退场，后者至今还在。

149年后的2026年上半年，外资从印度股市抽走了270亿美元，超过2025年全年。莫迪政府“印度制造”喊了12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还在15%上下打转，离25%的目标遥遥无期。但在同一片废墟上，有六个姓氏活得很好——塔塔（Tata）、安巴尼（Ambani，信实集团）、阿达尼（Adani）、贝拉（Birla）、米塔尔（Mittal）、马恒达（Mahindra）。

他们合起来握着印度四分之一的港口吞吐、近一半的水泥产能、三分之一的钢铁、六成的电信用户、近一半的煤炭进口。孟买股市前20家公司赚走了全市场80%的利润，其中大半是他们的地盘。2026年7月发布的《360 ONE财富创造者榜单》给出了一组冷冰冰的数字：印度前100个家族的财富合计76.5万亿卢比，其中前10个家族占了49%；高塔姆·阿达尼家族以9.08万亿卢比排第一，穆克什·安巴尼家族以8.94万亿卢比紧随其后。

一、这不是六家公司，这是六个“经济藩镇”

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各自是怎么起来的？以及——在六条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路径背后，是不是藏着同一张地图？

（一）

塔塔：从鸦片船到航空公司，一个“体面财阀”的一百五十年

要理解塔塔，必须先理解“帕西人”这三个字。

帕西人是八世纪从波斯逃到印度西海岸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拜火教）。他们人数极少——今天全印度不足六万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种姓，因而也不受种姓分工的束缚。在英国人来了之后，这个“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的中间族群，迅速变成了殖民者最信任的本地买办。孟买的第一批银行家、船东、棉花商，大半是帕西人。

塔塔家族原本世代做祭司。到努塞尔万吉·塔塔这一代，他做了家族史上第一个“离经叛道”的决定：去孟买做生意。19世纪50年代起，他和儿子贾姆谢特吉往返于孟买与香港、上海之间，做的是那个年代最赚钱的三样东西——棉花、茶叶，以及那个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东西。1857年和1867年，英国先后对伊朗和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用兵，塔塔父子承包了远征军的军需供应。

这是印度财阀的第一桶金的标准配方：给帝国当供应商。

贾姆谢特吉1858年从孟买埃尔芬斯通学院毕业，1868年拿着两万一千卢比自立门户。他先在孟买买下一家破产的榨油厂改成棉纺厂，两年后加价卖掉，赚了第一笔。然后他做了一件当时几乎没有印度人会做的事：跑到英国兰开夏，一家一家看纺织厂，把整个产业链拆解研究了一遍。

回国后他没有把厂建在孟买，而是建在那格浦尔——理由是三条：靠近棉花产地、靠近铁路枢纽、水和燃料充足。1877年1月1日，女皇纺织厂开工。此后18年，这家厂的年均利润率是20%。

贾姆谢特吉在这家厂里干了一件更值得记住的事：他在印度第一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第一个实行带薪假期，第一个搞养老金，第一个给工人分红。那是1877年，比英国本土的《工厂法》改革还早。

到19世纪末，塔塔家族已是印度首富。1903年，孟买海边那座著名的泰姬玛哈酒店开业。流传的说法是：贾姆谢特吉曾被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店以“仅限欧洲人”为由拒之门外，于是他决定造一座比它更好的。真伪难考，但这个故事在印度流传了一百二十年——它精准地击中了殖民地民族资本的心理原点：羞辱是最好的资本动员。

1904年，贾姆谢特吉在德国为钢铁厂筹资时病逝。三个梦想他一个都没看到：钢铁、水电、科学教育。

接手的是长子杜拉布。英国人拒绝给贷款，理由是“印度人造不出钢”。杜拉布转身回孟买，赶上抵制洋货运动的浪潮，向八千名印度普通投资者募到了建厂的钱。1907年，塔塔钢铁在比哈尔邦的一片丛林里破土，那片土地被命名为“贾姆谢普尔”——用父亲的名字。

真正的转折是一战。1914年后，英国殖民当局需要大量铁轨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巴勒斯坦和东非战场，订单雪片般飞向塔塔。整个战争期间，塔塔卖出了1500英里铁轨和近30万吨钢材。

又是战争。又是帝国的订单。

战后是灭顶之灾。欧美钢铁倾销，到1924年塔塔钢铁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杜拉布把自己的全部个人财产、连同妻子的首饰一起抵押给帝国银行，换来一千万卢比贷款。同时，尼赫鲁和国大党出面向英国当局施压，逼他们对进口钢铁实行关税保护，并给塔塔三年的铁轨订单。

这是塔塔第一次尝到“政治保护”的甜头。它没有白拿：13年里12年不分红，但一个工人都没有裁。

1938年，34岁的J.R.D.塔塔接掌集团。他是塔塔家族第三代里最有才华的人，也是印度航空的开创者——1932年他亲自驾机从卡拉奇飞孟买，开出了印度第一条邮政航线。

然后，独立来了。

1953年，尼赫鲁政府把塔塔航空国有化，改名“印度航空”。J.R.D.被留下来当董事长，一当25年，1978年被莫拉尔吉·德赛总理一纸令下免职。他后来说过一句很轻的话：他们拿走了他的孩子，还让他抚养了二十五年。

这是印度财阀史上最戏剧性的一笔：塔塔的东西被国家拿走过。

而68年后的2021年10月，塔塔以1800亿卢比的价格，把连年亏损、负债累累的印度航空重新买了回来。莫迪政府称之为“私有化的里程碑”，反对派称之为“把国资打包送给财阀”。同一件事的两种叙述，本身就是印度政商关系的全息影像。

拉坦·塔塔在1991年接班，他做的事是把塔塔变成一家跨国公司：2000年买下英国国民茶包泰特莱（2.71亿英镑），2007年买下英国钢铁巨头康力斯（121亿美元），2008年从濒临破产的福特手里买下捷豹和路虎（23亿美元）。

签约时福特董事长说：“谢谢您拯救了我们。”九年前，拉坦想把塔塔汽车卖给福特，福特高管当面羞辱他：“你们根本不懂造车。”

这被印度媒体反复演绎成一部复仇爽剧。但如果只看到复仇，就误读了。拉坦买下的不是两家公司，而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品牌遗产——用你祖上的荣耀，为我的工业化背书。

塔塔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股权结构。控股公司Tata Sons约66%的股权由塔塔慈善信托持有，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流向教育、医疗和科研。印度科学理工学院（IISc）、塔塔基础研究院、塔塔纪念医院，全是塔塔的钱。这让塔塔在印度获得了一个近乎“神格”的地位——它不只是一家公司，它是印度中产阶级关于“体面资本主义”的集体想象。

但神也吃政策饭。

2020年，苹果代工厂纬创在班加罗尔的工厂爆发劳资骚乱，上千工人打砸抢烧。地方政府以违反劳动法为由重罚，承诺的PLI补贴卡住不放。纬创熬了两年，最终在2023年把十几亿美元砸出来的产能，以约1.25亿美元的价格打包卖给塔塔电子。随后，另一家苹果代工厂和硕的印度业务，多数股权也落到了塔塔手里。

一分研发没投，一步坑没踩，塔塔转身成了“印度制造”的旗帜，莫迪亲自站台。

那个在1877年靠三条理性判断选址的帕西商人，如果活到今天，大概会为这笔生意感到某种复杂的情绪。

（二）

贝拉：站在甘地身后的那个账房先生

如果说塔塔的密码是“帕西人”，贝拉的密码就是“马瓦里人”。

马瓦里人来自拉贾斯坦沙漠腹地的马尔瓦地区，是印度最著名的商人族群，遍布全国做典当、放贷、大宗贸易。他们有一套精密的家族账簿制度和跨地域信用网络——这套东西，本质上是前现代印度的“民间金融基础设施”。

1857年，也就是印度民族大起义那一年，贝拉家族的希乌·纳瑞亚·贝拉放弃了老家皮拉尼的典当铺，跑到孟买做棉花和黄麻生意。那是一个绝妙的时点：英国东印度公司刚刚把印度变成纯粹的原料产地，棉麻贸易正是风口。祖辈的资本积累里，也包括当时利润最高的对华鸦片贸易。

真正让贝拉家族起飞的是第三代——冈萨亚·塔兹·贝拉（G.D. Birla，1894—1983）。

G.D.贝拉13岁进家族生意当学徒，16岁独当一面，在加尔各答做黄麻经纪。加尔各答当时是英属印度的首都，黄麻贸易被苏格兰商人牢牢垄断。有一个被反复讲述的细节：年轻的贝拉去英国商行谈生意时，被禁止使用英国人的专用电梯，只能走楼梯，也不许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又是羞辱。印度财阀的原始积累里，总有这样一记耳光。

1918年，他成立贝拉兄弟公司；1919年，他在加尔各答建起自己的黄麻厂，直接捅破了英资的垄断。

但G.D.贝拉真正的天才，不在实业，在政治。

1916年前后，他因为一次欢迎仪式结识了甘地。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印度独立运动最重要的金主之一。他资助食盐进军，资助国大党的日常运转，两度以印度代表身份和甘地一起出席伦敦圆桌会议。德里的贝拉公馆，是独立运动的秘密会议室。1948年1月30日，甘地就是在贝拉公馆的花园里遇刺身亡的。

而甘地回报给他的，是一整套道德合法性。甘地提出“财产托管人”理论：富人不是财产的所有者，而是人民财产的托管者，他们让财富增值，是为了回馈社会。

这套理论在神学上无懈可击，在政治上更是天才——它一举把印度资本家从“民族的吸血者”改写成了“民族的守财人”。 贝拉也确实照做了：生活极简，只穿土布，在全国修庙、办学、捐医院。今天你在印度任何一座大城市都能看到“贝拉庙”（Birla Mandir）。

1927年，他牵头成立了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商会。1944年，他和J.R.D.塔塔等七位巨头联名签署了著名的《孟买计划》，为独立后的印度设计了一份15年经济规划蓝图。

请注意这个细节：印度的计划经济，是印度的大资本家自己参与设计的。

结果是什么？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建立起举世闻名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任何企业要新建、扩产、换产品线，都要拿政府批文。1969年又出台《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MRTP），名义上反垄断，实际效果是——彻底堵死了新玩家的路，把存量巨头永久固化。

尼赫鲁给贝拉家族颁发了特许经营执照。在配额制之下，这有效地阻止了国内新竞争对手的出现。

1947年8月25日，印度独立后第十天，G.D.贝拉在中央邦的一个小镇纳格达创办了Grasim——粘胶纤维。1958年，Hindalco成立，进军铝业，1962年投产。水泥、化工、纺织、汽车、报纸，贝拉的版图铺满了独立后的印度。

G.D.去世后，帝国在儿子们中间分割，其中包括《印度斯坦时报》和印度斯坦汽车。承继工业主业的B.K.贝拉本人平庸，但他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阿迪亚·维克拉姆·贝拉（1943—1995）24岁掌权，MIT化工出身。他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很怪的决定：去国外建厂。

理由极其现实：印度国内被许可证锁死，产能扩不了，那就到管制之外去。1969年他在泰国建了第一家海外公司，此后是泰国的碳黑厂、菲律宾的细纱合资、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炼厂（后来成了世界最大的单一产地棕榈油厂）、印尼的人造纤维厂……他在印度之外一共建了19家公司。

那是1969年，距离印度真正的经济自由化还有22年。阿迪亚成了“印度走向世界第一人”。当然，在投资严格管制的年代，能大规模在海外布局的，也只有贝拉这种政治背景深厚的家族。

1995年，阿迪亚52岁死于前列腺癌。他27岁的儿子库玛·曼格拉姆·贝拉（Kumar Mangalam Birla）接手了一个年收入33亿美元、但管理混乱到被《机构投资者》称为“黑暗帝国”的摊子。

库玛是伦敦商学院MBA，说话轻声细语。他做的事是把一个封建式家族集团改造成现代公司：全部业务归拢到一家投资公司旗下，砍掉不符合战略的部门（哪怕还在盈利），规定董事60岁必须退休，大量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

然后开始买。2004年从L&T手里拿下水泥业务，做成UltraTech；2007年以60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压延铝生产商Novelis；2017年吞下杰培集团的水泥资产。今天，UltraTech是印度水泥业毫无争议的老大，产能接近两亿吨。

阿迪亚·贝拉集团的现在时是复杂的。一方面，2025年它以千亿卢比的投入杀进涂料业（Birla Opus），正面挑战盘踞几十年的亚洲涂料；另一方面，它的电信资产Vodafone Idea陷在天量的AGR（调整后毛收入）欠款泥潭里，最后由政府“债转股”接盘——国家成了这家私营电信公司的最大股东。

还有一笔账不能不提。2013年，印度中央调查局（CBI）就“煤炭门”（Coalgate）对Hindalco和库玛·贝拉本人立案，指控其在Talabira二号煤田的分配中获取不当利益。案子后来撤销了。

这是印度式政商关系的经典形态：指控、调查、拖延、撤销。过程即惩罚，撤销即背书。

从G.D.资助甘地，到库玛被CBI立案又脱身，贝拉家族用一百五十年演示了同一件事：在印度，政治关系不是资产的一部分，政治关系就是资产本身。

（三）

信实：一个把“规则”本身做成生意的人

如果说塔塔和贝拉是“殖民地—独立”这条线上的产物，那么迪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是另一个物种。他是许可证制度的产物，也是许可证制度的掘墓人。

1932年12月28日，迪鲁拜生在古吉拉特邦朱纳格特一个叫乔尔瓦德的小村，父亲是乡村教师，五个孩子里排行第三。家里穷到什么程度？他少年时在山路口摆摊卖油炸小食，给去神庙的香客。

16岁那年，他去了亚丁——当时英属也门的港口城市，苏伊士以东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他在A. Besse & Co.当职员，那是壳牌在当地的代理商。他在那里学会了贸易、记账，以及别的东西。

有两个关于他的故事，在印度商界流传了七十年。

第一个：他喜欢花大价钱去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目的是偷听成功商人的谈话。

第二个：50年代初，他发现也门里亚尔银币的含银量价值超过了它的面值。于是他大量收购银币，熔成银条，卖给伦敦的贵金属交易商。三个月后也门财政部反应过来，禁了这门生意——但迪鲁拜已经赚够了。

这两个故事的真伪都有争议。但它们准确地定义了迪鲁拜的商业人格：他从不看生意本身，他只看规则的缝隙。

1958年他回到印度，和表弟用一万五千卢比在孟买创办信实商业公司。办公室33平方米，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业务是出口香料到也门，进口涤纶纱。1965年两人分道扬镳，据说是因为表弟太谨慎，而迪鲁拜是个赌徒。

真正让他起飞的，是一次教科书级的制度套利。

那个年代，印度实行“出口补偿许可证”制度：你出口多少，就按比例给你多少进口许可额度。而进口最紧俏的尼龙和涤纶丝，利润率高达300%。

于是迪鲁拜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他故意亏本大量出口香料，一分贸易利润不赚，只为最快速度积累进口许可证。

别人在规则内种田，他把“种田的资格证”本身做成了批发生意。

靠这一手，他迅速垄断了印度的化纤进口。1966年他在纳罗达建起第一家纺织厂，创立“Vimal”品牌，据说曾在一天之内主持一百家连锁店的开业典礼。

1977年，是印度资本市场史上的分水岭。国有银行拒绝给信实贷款，迪鲁拜转身把公司送上市。这是印度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向公众募资的私营企业，五万八千名散户认购。此后几十年，信实的股东大会要租体育场开，几万人到场，电视直播。

他做的不只是一家公司，他给印度中产阶级发明了“股票”这个信仰。在他之前，印度有钱人只买黄金和地产。

但1977年也是英迪拉·甘地在大选中惨败下台的一年。

迪鲁拜在这时做了他一生最大的一次下注：他继续给失势的英迪拉提供政治资金，一支持就是三年。

1980年，英迪拉重返总理府。她宣布，让一些“值得政府信任的企业家”成为印度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至关重要。

翻译过来就是：论功行赏。

80年代整个十年，信实几乎战无不胜。它在四十多家申请者中拿到了聚酯长丝的生产许可；它拿到了PTA（精对苯二甲酸）的批文，而竞争对手孟买染织的努斯利·瓦迪亚想要的DMT路线被判死刑。围绕这些批文，迪鲁拜和瓦迪亚打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商战，《印度快报》老板拉姆纳特·戈恩卡亲自下场，用报纸连载攻击信实。1985年前后，财政部长V.P.辛格一度对信实展开严查。

那是印度商业史上最脏也最精彩的一段。最后迪鲁拜赢了。

1999年，信实在古吉拉特邦的贾姆纳格尔建成炼油厂——单体规模全球第一。这座炼油厂后来成了他儿子最恐怖的弹药库。

2002年7月，迪鲁拜猝然去世，没有留下遗嘱。

接下来是印度版的《继承之战》。长子穆克什和次子阿尼尔从亲密无间打成不共戴天，时任总理辛格和财长奇丹巴拉姆亲自出面调停都没用。最后是母亲科基拉本出面拍板：穆克什拿石油、天然气、石化；阿尼尔拿电信、电力、金融、娱乐。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阿尼尔赢了——他拿到的是朝阳产业，而且他更帅、更会说话、娶了宝莱坞明星。2008年，阿尼尔一度是全球第六大富豪。

然后，2016年9月5日，穆克什发动了Jio。

这是一场用炼油厂的现金流打的战争。Jio的打法极其简单粗暴：语音通话永久免费，数据流量前几个月全免。它烧掉的钱是天文数字，但它换来的东西更可怕——印度的移动数据资费在两年内跌到全球最低，Jio在四年内拿到了四亿用户。

整个印度电信业被夷平。阿尼尔的Reliance Communications在2019年破产，2020年他在伦敦法庭上宣称自己净资产为零。

哥哥用父亲留下的印钞机，亲手屠杀了弟弟。

2020年，Meta以57亿美元买下Jio平台9.99%的股份，谷歌、KKR、银湖跟进，短短几个月信实融到200亿美元，一举清偿净债务。今天，信实是印度最大的炼油商、最大的零售商、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市值长期在2000亿美元以上。

穆克什住在孟买那座27层的私人宫殿“安蒂利亚”，估值超过20亿美元，600名佣人伺候一家六口。几公里之外，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信实的地产部门正在参与它的改造。

2024年，他为小儿子阿南特办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婚礼，蕾哈娜、贾斯汀·比伯献唱，盖茨和扎克伯格是座上宾。

而在2026年最新的印度财富榜上，占据前三名的是穆克什的三个孩子。

从33平方米的办公室到这里，用了68年。

（四）

马恒达：一家被印巴分治改了名字的公司

在六大家族里，马恒达（Mahindra）是最不像财阀的那一个。它的故事里没有鸦片，没有偷听，没有许可证套利。它的起点，是一场国家的分裂。

1945年10月2日——甘地的生日——在旁遮普的卢迪亚纳，三个人合伙注册了一家钢铁贸易公司，取名“Mahindra & Mohammed”。三位创始人是马恒达兄弟（J.C.和K.C.）和一个叫马利克·古拉姆·穆罕默德的人。

两年后，印巴分治。古拉姆·穆罕默德去了巴基斯坦，成为这个新国家的第一任财政部长，1951年又当上总督。

于是1948年，公司改名“Mahindra & Mahindra”——名字里少了的那半个人，去当了邻国的国家元首。

这大概是全世界商业史上最奇特的一次改名。

K.C.马恒达在二战期间领导过印度驻华盛顿的物资采购使团。他在美国看到了一样东西：威利斯吉普。他判断，这种粗糙、耐操、能在烂路上跑的车，正是一个即将独立、公路系统一塌糊涂的农业大国所需要的。

1949年，75辆威利斯吉普以散件形式运到孟买马扎冈组装。印度的汽车工业从这里开始。

1956年公司在孟买交易所上市。1961年与美国万国收割机合资，进入拖拉机。1963年K.C.去世，凯苏布·马恒达接任董事长——他一当就是49年。

必须承认的是，马恒达同样吃了许可证制度的红利。在1991年之前，印度对汽车进口实施近乎禁运的关税壁垒，本土市场只有寥寥几家玩家。马恒达的吉普和拖拉机，是在一个没有外国竞争者的温室里长大的。1983年，它成为印度销量第一的拖拉机品牌——这个位置它坐了四十多年，至今仍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商。

1991年自由化之后，温室的玻璃被砸碎了。铃木、现代、丰田、福特一拥而入。

真正的转折点在2002年。马恒达投入55亿卢比、120名工程师，用五年时间搞出了Scorpio——一款完全自主设计的SUV。这在当时的印度是不可想象的：一家做吉普组装的公司，第一次从白纸开始画一台车。

Scorpio成了。它让马恒达在SUV这个细分市场站稳了脚跟，也定义了此后二十年印度汽车市场的审美——印度人要的不是省油的小车，是看起来能碾过一切的大家伙。

主导这一切的是阿南德·马恒达（Anand Mahindra），哈佛毕业，1997年出任董事总经理，2012年接任董事长。他在推特上有一千多万粉丝，是印度企业家里最会讲话的那个。

他也犯过大错。2011年马恒达花了约4.6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试图借此获得全球化平台。九年后，双龙申请破产，马恒达全额减值退出——这是它历史上最惨的一笔投资。

但它也接住了一个别人不敢碰的烫手山芋。2009年，印度IT公司萨蒂扬（Satyam）爆出70亿卢比的会计造假，被称为“印度的安然”。马恒达以291亿卢比拿下它，2013年与Tech Mahindra合并，做成了印度前五的IT服务公司。

到2024年，马恒达的市值超过马鲁蒂铃木，成为印度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在六大家族里，马恒达是唯一一个主业是“造东西”而不是“收租”的。它的产品要在四十多个国家和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正面竞争，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是六家里最不惹争议的一家——因为它是唯一一家，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客户身上而不是花在批文上的。

当然，PLI计划里汽车赛道那个“年营收破万亿卢比、固定资产超三千亿卢比”的门槛，全印度能够得着的只有塔塔和马恒达两家。规则从来不会真的把它排除在外。

（五）

米塔尔：唯一一个先出海、再回国的人

在这份名单里，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是个异类。

他也是马瓦里人，1950年生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叫萨杜勒普尔的小镇。出生时家里没有固定收入，住的是土屋。六岁那年全家迁到加尔各答，父亲莫汉·拉尔先在英印轧钢厂打工，1963年和几个兄弟合伙注册了一家轧钢厂，取名“伊斯帕特”（Ispat，印地语“钢”）。

米塔尔1969年从加尔各答圣泽维尔学院毕业，会计和商务数学两科是建校以来最高分。他在父亲的厂里从实习生做起。

1976年，26岁的他被父亲派去印尼卖一块地。他去了，看了一眼当地市场，回来告诉父亲：这块地不卖了，我在这儿建个钢厂。

那家厂叫PT Ispat Indo，在泗水附近。他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做的事听上去很枯燥：学习怎么让一座钢厂高效运转。

然后他开始了这个星球上最凶猛的一轮并购。

1989年，他拿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家连年巨亏的国有钢厂——不是买，是先租，把它救活了再买。一年之内产量翻倍，扭亏为盈。

他找到了自己的公式：买下濒死的国有钢厂，派管理团队进去，用最便宜的价格拿下资产，用最狠的手段砍成本，然后接入全球采购和销售网络。

1992年，墨西哥的Sibalsa——政府造它花了20亿美元，他用2.2亿美元买走。1994年，加拿大Sidbec-Dosco。1995年，哈萨克斯坦的卡尔梅特（铁米尔套钢厂）——4亿美元，附赠煤矿、发电厂和一整座城市，五万名工人。

1995年，他和父亲、弟弟们摊牌，把自己的股权从家族公司里剥离出来，把家从印尼搬到伦敦。弟弟们留下印度的Ispat Industries，他带走全世界。

这次分家，是六大家族里唯一一次“往外走”的分家。

2005年3月，米塔尔以45亿美元收购美国国际钢铁集团，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钢企。

但真正的封神之战在2006年。

他把目标对准了安赛乐（Arcelor）——由卢森堡、法国、西班牙三家国企合并而成的欧洲钢铁旗舰，年产5000万吨，代表着欧洲工业的最后尊严。

这是一场恶意收购。安赛乐管理层第一时间断然拒绝，法国和卢森堡政府公开抵制。安赛乐的CEO在公开场合说，米塔尔的股票是“猴子的钱”（monnaie de singe），说这是“香水和古龙水的区别”。

那些话里有多少是商业判断，有多少是别的东西，欧洲媒体当时就吵翻了。

米塔尔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团队——律师、投行家、公关专家，五个月，332亿美元，拿下。合并后的安赛乐米塔尔，规模是排名第二的新日铁的三倍。米塔尔家族持有43.6%的股份和否决权。

一个从加尔各答走出来的印度人，买下了欧洲的钢铁心脏。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人，在自己的祖国寸步难行。

2005到2006年，他和贾坎德邦、奥里萨邦分别签下建设1200万吨钢厂的备忘录。土地征收失败，环评卡死，抗议不断。拖了将近十年，两个项目全部作废，一吨钢都没炼出来。

他真正进入印度，是在2019年12月。安赛乐米塔尔联手日本制铁（60:40），用4200亿卢比，在破产法庭上从鲁伊亚家族手里拿走了埃萨钢铁（Essar Steel）——那是一场打了两年多的诉讼战。

绕了四十三年，他终于回到了印度，但不是靠建，是靠买；不是在市场上买，是在破产法庭上买。

这里必须澄清一件事：印度商界有两个米塔尔。拉克希米·米塔尔是钢铁的，而在2026年印度富豪家族榜上排第三的苏尼尔·巴蒂·米塔尔（Sunil Bharti Mittal），是巴帝电信的，两家毫无亲缘关系。前者的钱主要在海外，后者的钱几乎全在国内。

在“窝里横”这个指控上，拉克希米·米塔尔大概是六个人里最冤枉的那一个。他的产业在美国、在欧洲、在哈萨克斯坦、在巴西，他在国内反而是被本土规则拒之门外最久的那个人。

但2001年那件事也不能不提：他向布莱尔的工党捐款12.5万英镑，随后布莱尔亲笔写信支持他收购罗马尼亚国有钢厂Sidex，尽管米塔尔的公司当时支持一项被英国钢铁业反对的美国关税。英国媒体称之为“米塔尔门”。

原来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五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他行贿的对象，是唐宁街十号。

（六）

阿达尼：与总理同乡的那个人

前面五个家族，起家都在1990年之前。只有一个例外。

高塔姆·阿达尼，1962年生于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耆那教家庭，父亲是个小布商，家里七八个孩子。

古吉拉特邦被称为“印度的广东”——沿海、经商传统深厚、工业化程度高。耆那教徒普遍反对种姓制度、重视教育、极度节俭。这两样东西塑造了阿达尼。

他高中毕业后不肯接父亲的布匹生意，进了古吉拉特大学商科，读了两年觉得没意思，退学。1978年，16岁的他一个人去孟买。

第一份工作是钻石分拣工，在孟买的珠宝市场Zaveri Bazaar。两年后他摸透了行情，自己开了家钻石经纪公司。20岁那年，他赚到了第一个百万卢比。

1981年，哥哥在艾哈迈达巴德开了家塑料厂，叫他回来帮忙。他卖掉孟买的公司回了老家，做PVC进口。1988年，26岁的他成立阿达尼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卢比，做农产品和塑料贸易。

这一年，是1988。距离1991年的经济自由化，还有三年。

时点好得不像话。

1991年，负债累累的印度政府启动私有化，拉奥总理和财长曼莫汉·辛格拆掉了许可证制度的大半。阿达尼的商业逻辑简单到粗暴：赚到钱→拿去银行抵押贷款→投更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产升值→再抵押→再投。

滚雪球。而且是在一个所有资产价格都在往上走的国家滚雪球。

1994年阿达尼企业上市，IPO超额认购25倍。同年，他从古吉拉特邦海事局拿到了在蒙德拉建专用码头的批准。

蒙德拉当时是什么？卡奇湾边上一片荒芜的灌木丛。

他把它变成了印度最大的私营港口。2001年商业运营，2002年迎来印度第一艘好望角型货轮。今天，蒙德拉是印度吞吐量最大的港口，阿达尼港口集团掌控着印度约四分之一到三成的港口货运量。

而2001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纳伦德拉·莫迪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

2002年2月，古吉拉特邦爆发持续两个月的教派骚乱，一千余人死亡。莫迪被指纵容暴力（印度最高法院指定的特别调查组在2012年认定莫迪未参与暴力，2014年最高法院驳回了对该报告的质疑）。当时，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的一批全国性企业家公开批评莫迪，莫迪震怒。

在这个时刻，阿达尼站了出来。他牵头组织了“古吉拉特复兴集团”，向CII施压，CII最终道歉。

2003年，“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全球投资峰会创办，阿达尼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从此，这两个古吉拉特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2014年5月，莫迪赢得大选，从艾哈迈达巴德飞往新德里就任总理。那架飞机，是阿达尼的。

此后十年，阿达尼的财富从约70亿美元涨到最高1500亿美元。这个增速在人类财富史上找不到第二个。

更值得研究的是他“接盘”的方式。

机场： 2018年，印度机场管理局启动六座机场的私有化招标。招标规则临时调整了两处——取消了“必须有机场运营经验”的要求，取消了“单一竞标者最多两座”的上限。结果是：阿达尼一家拿下全部六座。此前，他没运营过一天机场。2020年，他又拿下孟买国际机场74%的股权——原持有者GVK集团在此前遭到执法局和CBI的调查。

如今，阿达尼掌控印度约四分之一的航空客运量。

地勤： 2025年5月，土耳其的塞勒比航空——在印度做了十几年地勤，行业第一，上万名员工，400亿卢比资产，年年盈利——被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夜之间吊销全部资质，资产没收，零补偿。资质随即转给阿达尼。土耳其公司从高等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全部驳回。

水泥： 2022年，阿达尼以105亿美元买下瑞士豪瑞在印度的水泥业务（Ambuja + ACC），一夜之间成为印度第二大水泥商。

媒体： 2022年，通过一笔精心设计的可转债交易，拿下印度最有公信力的电视台之一NDTV。

煤炭、电力、燃气、食用油： 印度最大的煤炭进口商、最大的私营发电企业、最大的城市燃气分销商、最大的食用油生产商之一。

然后是2023年1月24日。

美国做空机构兴登堡发布报告，指控阿达尼集团“公然操纵股价并实施会计欺诈”，质疑其离岸壳公司网络和高得离谱的估值，指出其“巨额债务"让整个集团"财务状况岌岌可危”。

阿达尼系市值在几周内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一笔200亿卢比的增发被迫撤回。印度人寿保险公司（LIC）和印度国家银行（SBI）对阿达尼的巨额敞口——也就是普通印度人的养老金和存款——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议题。

阿达尼发了一份400页的反驳文件，称兴登堡的分析“完全是谎言”。

然后是2024年11月20日。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起诉阿达尼等八人，指控他们在2020至2024年间向印度官员行贿超过2.5亿美元，以换取一份预计20年产生20亿美元利润的太阳能供应合同，并在向美国投资者募资时隐瞒了这些行为。起诉书说，被告用加密通讯记录贿赂细节，阿达尼在其中的代号是“Mr. A”和“老大”。

消息传出，阿达尼系市值一日蒸发约300亿美元。

而在起诉书公布的两周前，阿达尼刚刚在X上祝贺特朗普胜选，并承诺向美国投资100亿美元。他写道：如果说地球上有一个人是坚不可摧的毅力和不可动摇的勇气的化身，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

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暂停《海外反腐败法》（FCPA）的执法。

从钻石分拣工到“Mr. A”，用了46年。

在2026年的印度家族财富榜上，高塔姆·阿达尼家族以9.08万亿卢比排名第一。

（七）

六种发迹，一张地图

写完这六个家族，我一直在找那个共同的东西。

它不在行业里，不在代际里，甚至不在道德水位里——塔塔和阿达尼在这一项上相隔十万八千里。它在更下面的一层。

第一，六家的第一桶金，全部来自“贸易”，没有一家来自“技术”。

塔塔——棉花、茶叶、军需；贝拉——棉花、黄麻经纪；信实——香料、涤纶纱；阿达尼——钻石、PVC、农产品；米塔尔——钢材贸易；马恒达——钢铁贸易。

六个家族，六次起步，全是买进卖出。这不是巧合，这是印度这块土地的结构决定的：它长期是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原料端和市场端，谁能站在“进”和“出”这两个闸门上，谁就先富。 而技术创新在这个结构里，从来不是最优解。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这个基因还在。今天六大家族的核心资产，仍然是港口、机场、炼油、电信、水泥、煤炭——全是“通道”和“入口”，全是标准化的准公共品。

第二，每一代人的暴富，都对应着一次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次技术革命。

这是最锋利的那条线：

1850—1947，殖民地经济：给帝国当军需商，靠战争订单和关税保护起家。塔塔、贝拉。

1947—1991，许可证制度：政府用批文分配一切，谁离权力近谁就有产能。信实、贝拉、马恒达。

1991—2014，自由化与私有化：国有资产被打包出售，谁有胆量加杠杆谁就赢。阿达尼、米塔尔。

2014—至今，“印度制造”与PLI：1.76万亿卢比的产业补贴，门槛高到把90%的中小企业挡在外面；外资被政策挤出，资产由本土巨头接手。六家全部受益。

每一次改革，都被承诺是“打破垄断”；每一次改革，最后都变成“更换垄断者的名单”。

1969年的《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名义上反垄断，实际效果是禁止新玩家进场。2026年的半导体投资新政，表面欢迎全球资本，实则焊死“印度人控股”的硬门槛。

半个世纪，同一个句式。

第三，政治押注是资产负债表上看不见、但最值钱的那一项。

G.D.贝拉资助甘地三十年，换来了独立后的特许经营执照和道德豁免权。

迪鲁拜·安巴尼在英迪拉最落魄的1977年继续给她送钱，换来了1980年之后十年的批文垄断。

阿达尼在2002年莫迪最孤立的时候站出来替他向全国工商界施压，换来了此后二十四年的一切。

拉克希米·米塔尔给布莱尔捐了12.5万英镑，换来了一封唐宁街的推荐信。

塔塔的做法更高级：它不押单边，它横跨朝野，用慈善信托和百年声誉给自己买保险。所以国大党执政它没事，印人党执政它拿到了印度航空。

这个规律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奖励的不是在权力鼎盛时锦上添花的人，而是在权力低谷时雪中送炭的人。 迪鲁拜和阿达尼都精确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极高风险、极高回报的期权交易，而他们都是天生的期权交易员。

第四，控制权永远大于所有权——这是一套精密的股权工程。

塔塔：66%的Tata Sons由慈善信托持有，家族不靠股份靠信托席位控制帝国，还顺带获得了道德溢价。

贝拉：一家管理公司统一控股几十家上市实体，交叉持股，塔尖极小。

信实：促成人持股加复杂的关联交易网络。

阿达尼：兴登堡报告的核心指控，就是一张遍布毛里求斯的离岸持股网络。

这套结构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最大的资产盘子，并把控制权在家族内部无损传递。 印度没有遗产税（1985年废除），这让家族财富的代际传递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容易。

第五，杠杆是燃料，而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

阿达尼的扩张史，本质上是一部抵押贷款史。而他的债主里，站着印度国家银行、印度人寿保险公司——也就是几亿印度普通人的存款和保单。

米塔尔的全球并购，靠的是华尔街的杠杆收购结构。

Vodafone Idea欠下的AGR天价欠款，最后由政府债转股接盘，国家成了最大股东。

当一家企业大到它的债务就是国家的债务，“大到不能倒”就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份合同。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动不了它们，因为动它们等于动银行、动就业、动选举资金。

第六，分家是宿命，而分家往往是新一轮暴富的开始。

塔塔——杜拉布和拉坦都无子，帝国转到堂弟一支；贝拉——G.D.死后三个儿子分割；米塔尔——1995年拉克希米与父兄决裂，独自去伦敦；信实——2005年兄弟阋墙，母亲拍板，十一年后哥哥用石油的现金流把弟弟彻底埋葬。

在一个没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没有遗产税、没有强制信息披露传统的商业环境里，家族内战是唯一的"权力交接机制"。而每一次内战之后，赢家都会变得比之前更强——因为他不再需要说服任何人。

第七，慈善是合法性的对冲工具。

塔塔信托、贝拉庙、阿达尼基金会、信实基金会。

这不是虚伪，这是必要。在一个贫富差距极端悬殊、社会主义话语仍有巨大道德号召力的国家，超级财富必须为自己购买叙事。甘地那套“财产托管人”理论，一百年前就为印度资本家写好了剧本——你不是拥有者，你是保管员。

于是安蒂利亚的27层豪宅和达拉维贫民窟可以并存，因为信实基金会在做贫民窟改造；于是阿达尼可以在被起诉的同时，在库奇捐一所医学院。

第八，也是最后一条：这六家里，只有两家真正走出去了。

米塔尔——但他是先出海后回国，而且回国靠的是破产法庭。

塔塔——TCS、捷豹路虎、康力斯、泰特莱，收入的相当部分来自海外，但康力斯是一笔巨亏，欧洲钢铁业务至今是包袱。

马恒达——拖拉机全球销量第一，这是唯一一个在开放市场上靠产品打赢的品类。

剩下的三家——信实、阿达尼、贝拉——核心利润几乎全部来自印度国内。

所以那个对比是成立的：三星、现代满世界抢生意，赚老外的钱反哺本土产业链；印度这几位，靠的是特许经营权和政策壁垒，在14亿人的池子里坐地收租。

一个是出海拼杀的尖刀，一个是趴在本土吸血的食利者。看着都叫财阀，物种不同。

二、思考：一个国家的收租悖论

2026年上半年，外资净卖出270亿美元。制造业PMI跌到近四年新低。

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讲了一个很朴素的故事：

扶持财阀→中小企业没有生存空间→产业链配套做不起来→制造业只能停留在简单组装→外资赚不到钱还随时可能被“合法接盘”→外资撤离→GDP需要有人扛→只能继续扶持财阀。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每一步都符合当下的理性，合起来是一条通往死胡同的路。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天，1877年1月1日。

那一天，贾姆谢特吉·塔塔在那格浦尔点火开工。他选那个地方，是因为靠近棉花产地、靠近铁路、水和燃料充足。他在那家工厂里搞了八小时工作制、带薪假、养老金和分红——不是因为法律要求，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是对的，也相信这是划算的。

那是一个印度企业家试图用效率、用技术、用管理去和殖民者正面竞争的年代。他输了很多次，但他在竞争。

一百四十九年后，他的继承者们在做另一件事：等待一份批文，等待一次资产转让，等待一个外资踩完所有坑之后的跳楼价。

财富还在，甚至比那时多几万倍。

只是那个在兰开夏一家一家工厂看设备的年轻人，不见了。

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底气，从来不是它能养出几个千亿富豪，而是有没有一个足够公平的市场，让千千万万个“1868年的贾姆谢特吉”能靠本事冒出头来。

收割外资，收割不出国际竞争力。六个经济皇帝再风光，也撑不起14亿人的大国梦。

这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垄断更固化，贫富差距更悬殊。所谓的“印度制造”，终究不过是一场给巨头做嫁衣的镜花水月。

本文转载自“陆家嘴金融圈”微信公众号2026年8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莫迪的六大钱袋家族发迹史》。

本期编辑：杨林宇

本期审核：单敏敏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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