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重庆，郭沫若完成《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正是李自成从攻入北京到仓促败退的那段历史。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没有把李自成简单写成一个失败者，而是追问：一个曾经深得民心的起义领袖，为什么刚刚坐上皇位，便迅速失去一切？
答案，藏在北京城的42天里。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北京。此前的明王朝，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连年灾荒、军饷短缺、土地兼并，加上辽东战事不断，使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虽然勤政，却无法扭转积重难返的局势。
李自成抓住的，正是这个机会。
他出身贫寒，早年做过驿卒，后来投身起义军。相比许多只知抢掠的队伍，李自成早期确实重视军纪。他提出“闯王来了不纳粮”，军队进入城镇时，尽量不扰民，还曾开仓赈济灾民。百姓盼的并不复杂，无非是有饭吃、有地种、少受官府欺压。
这份口碑，成了大顺军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
从山西一路向北京推进时，不少地方的明军已经无心抵抗，地方官员也缺乏守城决心。大顺军尚未抵达，城中便有人开门响应。李自成并非单凭武力取胜，他得到的还有明王朝长期失去的人心。
进入北京后，他曾下令厚葬崇祯帝，以显示自己并非普通流寇，而是新的天下之主。这个动作有政治意味：既要宣告明朝覆亡，又要借礼仪证明大顺政权具备正统性。
可惜，局面很快变了。
大顺军进入北京初期，军纪尚能维持。李自成住进武英殿后，宫廷中的财富、器物和女眷，逐渐成了新贵们争夺的对象。曾经约束部下的规矩，被权力和享受一点点冲垮。
有人劝他：“京师初定，安民才是要紧事。”
李自成没有真正停下来整顿政务。宫城内的奢华，使他与旧日那个纪律严明的闯王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缝。说到底，攻城时需要克制，坐稳江山更需要克制，而后者恰恰最难。
3月21日，大批明朝官员到承天门外朝拜，等待新朝接见。李自成却没有及时出现。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政权交接最需要争取旧官僚、稳定秩序，他却把威望和仪式放在了享乐之后。
更严重的麻烦还在后面。
大顺军需要军饷，李自成又不愿立刻建立稳定税制，于是把目光投向明朝官员的家产。刘宗敏负责追赃助饷，强令官员交银，并使用夹棍等酷刑逼供。许多官员被抄家、拘押，甚至死于刑讯。
这不是普通的追缴，而是失去边界的掠夺。
追赃很快波及平民。过去百姓拥护闯王，是因为他减轻了负担；进入北京后，新政权却重新用强制手段搜刮钱粮。口号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破坏得比军队溃败更快。百姓一旦不再相信“闯王不纳粮”，大顺军赖以壮大的基础也就松动了。
与此同时，李自成没有及时处理山海关的吴三桂。吴三桂原本在明清之间观望，父亲吴襄被大顺拘押，陈圆圆被刘宗敏带走等因素，使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但把吴三桂“冲冠一怒”为单一原因，并不准确。真正决定局势的，是山海关的军事位置、吴三桂的政治选择，以及清军南下的强大压力。
1644年4月21日至22日，山海关一片石之战爆发。李自成亲自率军出战，起初曾迫使吴军后退，但多尔衮率清军突然加入战场，大顺军很快败退。这个转折说明，李自成虽然善于流动作战，却没有建立起能够长期统治全国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4月29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只隔一天，他便开始撤离。皇帝当了42天，龙椅还没有坐稳，京城已经无法守住。5月2日，大顺军退出北京，清军随后控制京师。
此后的李自成一路西撤，退往西安，又转战湖北。兵力不断减少，旧部离散，地方民众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欢迎他。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遇难，具体死因和行凶者，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民间流传的“姜大眼杀闯王”，也不能当作毫无争议的定论。
42天并非李自成失败的全部原因，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根本问题：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有准备好建立新秩序；能够争取民心，却在掌权后迅速消耗民心；能够率军取胜，却缺少处理财政、官僚和外部强敌的制度能力。
这也是《甲申三百年祭》反复强调的地方。胜利之后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敌军压境，而是胜利者开始相信，天下已经永远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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