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冬，香港沦陷后的一个下午，陈寅恪正在寓所中读书，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砸门声。关于这次冲突，后世流传着不同版本，具体地点和细节并无完整档案可以逐项核对，但“陈寅恪以日语斥退日军”的故事，在亲友回忆和相关叙述中广为流传。
当时的香港，已经落入日军控制。搜查、征用、盘问，几乎成了普通居民无法躲避的日常。陈寅恪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慌忙躲藏，而是坐在客厅里等待。他的身体并不好，右眼视网膜早已受损，行动也不便，可精神上的镇定依旧没有消失。
房门被撞开后，几名持枪士兵闯入屋内，按照惯常做法询问身份，并扬言要搜查。陈寅恪放下手中的茶杯，用日语直接斥责对方。那不是临时学来的几句口号，而是带有东京口音的熟练表达，语气严厉，措辞也很不客气。
“这里不是你们随便撒野的地方。”
这几句话究竟说了什么，今天已经很难还原。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士兵听出他使用的是标准日语，判断这位老人并非普通中国人，担心事情闹大，于是态度迅速软了下来，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们这就走。”
这个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会日语”三个字。陈寅恪早年曾两度赴日本求学，后来又游学欧美，长期接触多种语言和文化。他熟悉日本社会，也了解日本军人的心理。对方原本以为闯入的是一户可以任意盘问的中国人，却突然发现屋中老人不仅听得懂他们的话，还能用流利日语反过来训斥，气势自然出现变化。
不过，日军撤走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尊重陈寅恪。此后，日方人员曾登门拜访，并提出邀请他到所谓的“东方文学院”任教。这样的邀请带有明显的拉拢和利用意味。陈寅恪没有接受，也不愿以个人名望为占领者装点门面。
他的选择，和1937年北平失守时的经历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园很快受到日军控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当时已经85岁，听闻国难，悲愤难平，后来绝食并于1937年9月14日去世。父亲去世给陈寅恪造成沉重打击，他守制期间悲伤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视力明显下降。
有人劝他留在北平治病，他却不愿停留在日军占领区。那句话后来被多次转述：“我宁可瞎，也要离开北平。”这不是逞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对处境的判断。他知道，学者可以贫困，可以失明，却不能替侵略者提供声望。
离开北平后，陈寅恪辗转南下，曾在香港大学任教。1941年12月25日，香港正式沦陷，他又一次被迫面对占领者。由于交通中断、生活困难，他无法立即离开，只能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那次砸门事件，正发生在这种压抑环境之中。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并不是靠武力与日军抗争。他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职务，手边只有书籍和一副病弱的身体。真正让对方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学识、判断和不肯低头的态度。语言在那一刻不再只是交流工具，也成了他保护尊严的一件武器。
1942年，陈寅恪最终离开香港，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家人一度留在香港，他则独自承担长途跋涉和生活困顿。昆明物资匮乏，教学与研究条件极差，可他仍坚持授课和写作，后来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重要著作。
陈寅恪的学问范围极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史、西域民族史，以及语言文字和文献考证，都是他长期经营的领域。他反对把历史写成简单的朝代更替，重视制度、族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也曾前往听课，学生更尊称他为“太老师”。
抗战岁月里，生活不断逼迫他作出取舍：离开北平，离开香港，放弃安稳环境，甚至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可他的研究并没有因此中断。1949年以后，他继续在岭南大学从事教学和著述，完成多篇中古史、唐代文学及人物研究论文。
晚年视力完全丧失后，陈寅恪仍依靠记忆、口述和助手记录推进研究。1962年，他洗浴时跌倒导致右腿骨折，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仍坚持完成《柳如是别传》的初稿。1969年10月7日5时30分，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及肠梗阻、肠麻痹等疾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大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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