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630年,阴山一带大雾弥漫,唐军先锋苏定方率领两百名骑兵,突然冲向东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此时的他还不是名将,只是军中一名不起眼的折冲都尉。
这场突袭极其冒险。
李靖率唐军北伐东突厥,苏定方被派到最前面侦察敌情。斥候发现,突厥营地中有一处戒备森严,帐篷规模也远胜别处,很可能就是颉利可汗所在。
军中有人担心:“大雾一散,突厥人就会发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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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方没有后退,只说了一句:“既然到了这里,便不能空手回去。”
当部队逼近敌营时,雾气果然迅速消退。突厥士兵已经能够看见唐军的身影,营中顿时响起警报。苏定方抓住片刻空隙,带着两百名弓弩手策马突入,箭矢射向帐篷和拒马,突厥军队仓促应战,阵脚很快大乱。
这并不是一场正面决战,却改变了整个战局。颉利可汗仓皇逃走,最终被唐军擒获,东突厥汗国由此覆亡。苏定方凭借这次突袭进入名将视野,也成为李靖颇为看重的先锋将领。
按常理说,一个小将靠两百人冲垮敌营,又参与擒获敌国可汗,前途应当不可限量。然而奇怪的是,此后很长时间,史书中几乎看不到他在李世民朝廷中的显赫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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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由此而来:李世民究竟为何不用苏定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630年那一仗,还得看苏定方此前的经历。隋末河北兵乱时,他的父亲苏邕曾组织乡兵保卫乡里。苏定方年少便随父作战,十五岁左右已经熟悉骑射、突袭和野战。
父亲去世后,苏定方接掌部众。他先后依附窦建德、刘黑闼,都是唐军的对手。刘黑闼败亡后,苏定方没有立即归唐,而是回到故乡隐居。直到局势稳定,他才重新出仕。
这段经历很关键。苏定方并非李唐旧部,也没有太原起兵的功劳,更不是秦王府出身的亲信。他有能力,却缺少政治上的根基。对于李世民而言,这样的人可以在危急关头派上用场,却未必会被立即放到权力中心。
更重要的是,贞观年间名将太多。李靖、李勣、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各有战功,朝廷的军事资源和将领位置都相对有限。苏定方立下奇功,却不代表马上能够成为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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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李世民故意压住苏定方二十多年”,并没有确凿史料支持。较为稳妥的说法是,苏定方在太宗朝没有持续获得统兵机会,原因可能与出身、资历和朝廷用人格局有关。把它说成李世民有意把他留给太子李治,更多是后人的推测。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唐高宗时期。655年以后,唐朝周边局势重新紧张,苏定方已经年近花甲,却再次被推到前线。
660年,唐军进攻百济,苏定方担任主将之一。他率军渡海,在熊津江一带击败百济军,随后直逼都城泗沘。百济义慈王投降,百济政权迅速瓦解。对唐朝来说,这是一次影响东亚格局的重大胜利。
苏定方并没有停在这里。657年,他在西域与唐军主力合击西突厥,重创并俘获沙钵罗可汗,西突厥汗国的主要势力由此崩溃。一个长期威胁唐朝西部边疆的强大政权,最终被彻底击散。
值得一提的是,苏定方的用兵并不以蛮力著称。他擅长快速奔袭,也善于抓住敌军部署中的薄弱处。攻百济时,他没有在外围久攻,而是迅速突破水陆防线;讨西突厥时,则依靠长途追击和多路合围,使对方难以重新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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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唐军又在辽东与高句丽交战,苏定方参与相关军事行动,但局势远比百济复杂。高句丽山城坚固,地形险要,唐军并未凭一战解决问题。苏定方的功劳不能无限夸大,东亚战事也不是一位将领单独完成的。
晚年的苏定方仍在边疆任事。吐蕃势力扩张后,唐军在西部和吐谷浑地区持续用兵。年过七旬的苏定方仍被任为军事方面的重要人物,最终于667年在军中病逝,谥号“庄”。
他一生最耐人寻味之处,正是成名很早,却显名很晚。630年,他用两百名骑兵冲入东突厥牙帐;三十年后,他又以老将身份驰骋百济、西域等战场。
李世民没有长期重用他,这是事实;但说李世民“弃之不用”,却把复杂的朝廷处境说得过于简单。苏定方的沉寂,既有政治资历的限制,也有时代名将辈出的因素。到了真正需要他的时候,这位沉寂多年的将领依旧能够出刀,而且一出便是决定国运的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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