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元年，许都城外，曹操与一名降将谈起官渡旧事时，曾感叹袁绍“谋士虽多，却不能用”。三国最让人惋惜的，并不是没有本领的人失败，而是那些看清局势、手握良策的人，偏偏困在了错误的主公身边。
所谓“跟错主公”，并不只是选错阵营。有的人遇上了残暴之主，有的人遇上了刚愎自用之主，还有的人主公并非大恶，却缺少驾驭天下的能力。谋臣和武将一旦失去施展空间，个人才华反而会变成催命之刃。
李儒是董卓最倚重的谋士之一。董卓入洛阳后，废少帝、立献帝，迁都长安，许多关键决断背后，都有李儒参与。李儒并非不懂政治后果，只是他把才智全部用在了维护董卓的权势上。
董卓与吕布因貂蝉关系恶化时，李儒曾劝董卓忍让，提醒他不要因一个女子损害君臣关系。董卓没有听进去。后来吕布在王允策动下杀死董卓，李儒也被家人绑送官府，处死于市。
陈宫则是主动离开曹操的人。中牟县令陈宫擒获曹操后，没有把他交给董卓，反而弃官相随。可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因疑心杀人，又杀死返回的吕伯奢，陈宫看清了他的冷酷。
陈宫说：“此等人物，今日能杀吕伯奢，明日便能杀天下人。”这句话未必是史书原文，却准确反映了陈宫与曹操决裂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他离开曹操后投奔吕布，吕布有勇无谋，最终把陈宫的谋略消耗在反复失败中。下邳陷落，陈宫被擒，拒绝曹操招降，随吕布一同被杀。
袁绍麾下的田丰和沮授，败局尚未发生时，已经看到了危险。官渡之战前，袁绍兵多粮足，却急于凭优势求胜。田丰建议持久消耗，沮授提出缓进疲敌，核心都是一个意思：不要让曹操抓住决战机会。
袁绍没有采纳，反而把田丰关进监狱。官渡失利后，田丰的判断被证明正确，可这反倒加重了袁绍的羞恼。逢纪进谗，说田丰在狱中讥笑败军，袁绍遂将田丰杀死。沮授被曹操俘获后，也不肯改节，最终死于逃亡途中。
许攸的结局更复杂。他本是袁绍旧友，官渡之战时因家人被审配拘捕，愤而投奔曹操，并献出奇袭乌巢的建议。曹操依计焚毁袁绍粮秣，战局由此逆转。
许攸立下大功，却没有摆正身份，常以旧交自居，甚至直呼曹操小名。曹操表面忍耐，心中早已不满。许攸后来被杀，既有主公猜忌，也有他恃功凌人的原因。聪明人若不能约束自己，良策也可能变成祸根。
武将中，徐荣的遭遇最能说明乱世的残酷。此人曾在荥阳击败曹操，在汴水一带挫败孙坚，是董卓军中真正能打硬仗的将领。董卓死后，徐荣归附王允。李傕、郭汜反攻长安时，王允派他迎战，徐荣因部将胡轸倒戈，兵败战死。
高顺统领吕布麾下精锐“陷阵营”，治军严整，作战果断，屡次替吕布解围。他的问题不在能力，而在主公不愿听逆耳之言。吕布逐渐疏远高顺，关键时刻又不采纳陈宫的部署，最终被曹操水淹下邳。高顺拒绝投降，与吕布一同被处死。
张任效忠刘璋，则是另一种选择。刘璋性格软弱，却并非暴君；张任看重的是名分和旧主之恩。刘备入益州原为援助刘璋，后来双方矛盾公开，张任率军抵抗，并在落凤坡射杀庞统。
成都失守后，刘备劝降张任，张任回答：“老臣终不复事二主。”这类话更接近后世演义的表达，但张任拒绝归降确有史实依据。刘备最终将他处死，益州也随之改换主人。
麴义曾是袁绍手下最锋利的刀。界桥之战中，他以少量精兵击败公孙瓒大军，后来又在鲍丘取胜，为袁绍平定北方立下战功。可是功劳越大，麴义越骄横，甚至不再把袁绍放在眼里。袁绍不能容忍部下坐大，最终将他杀掉。
魏延的经历最容易被简单化。早年他因韩玄不用而投奔刘备，后来镇守汉中，成为蜀汉重要将领。魏延有军事才能，也有强烈个性，常与杨仪不和。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各自率军争夺退路，冲突迅速升级。
《三国志》记载，魏延败走后，马岱将其斩杀；至于诸葛亮是否生前安排马岱诛魏延，后世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把魏延说成单纯的“反骨将军”，未免失之武断。他确实难以相处，却也确实为蜀汉守边、北伐立下过战功。
这十个人，有的死于暴主，有的死于庸主，有的死于主臣猜忌，也有人败在自己的性情上。三国之险，不仅在战场刀兵，更在于才华与权力之间那条极窄的缝隙。一步走错，忠诚、功劳和谋略，都可能成为无法回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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