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4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33岁的雅各芭把一管唾液寄往基因检测机构时，想查清的只是自己的家族遗传信息。她没有想到，报告里出现的多个陌生人，会把一桩隐藏了三十多年的医疗丑闻掀开。
雅各芭从小就和家人长得不太一样。金发、蓝眼睛的她，站在黑发深肤色的兄弟姐妹中间格外显眼。母亲曾含糊地告诉她，自己当年因为不孕，接受过人工授精，她是“医生帮助得来的孩子”。
这个解释伴随了她许多年。按照当时的说法，捐精者身份保密，同一名捐精者使用次数也应受到限制。雅各芭原本只是想找一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没想到检测结果很快出现了异常。
平台上接连出现八名高度匹配者。更奇怪的是，这些人的家族关系中，都出现了一个名叫西尔维娅的女子。经过联系，雅各芭得知，西尔维娅竟是她母亲当年接受治疗的那名医生唐纳德·克莱恩的表亲。
线索指向了克莱恩。
克莱恩曾是印第安纳州一家不孕不育诊所的妇产科医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授精仍属于许多家庭眼中的新技术，能够帮助患者怀孕的医生，往往被视作“送来希望的人”。
1979年至1986年间，大量女性在克莱恩那里接受人工授精。她们以为使用的是匿名捐精者的样本，或者至少是经过正规筛选的精子，却不知道，克莱恩多次把自己的精液混入治疗过程。
有意思的是，最早暴露真相的并不是某份病历，而是基因数据。雅各芭找到几名相关者后，大家逐渐确认，彼此之间存在同父异母的血缘关系。有人带着疑问去见克莱恩，得到的却不是道歉。
“用我的精子出生的孩子，不会超过十五个。”
这句话很快被事实推翻。随着更多家庭进行检测，匹配名单不断增加。调查和诉讼材料显示，与克莱恩存在生物学父子或父女关系的孩子至少有94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并非偶尔越界，而是在多年间反复利用医生身份欺骗患者。
利兹·怀特就是其中一名母亲。1981年，她和丈夫结婚两年仍未能怀孕，曾尝试冷冻精子治疗，但没有成功。后来，她接受了克莱恩安排的人工授精，五个月内前后进行了15次，最终生下儿子马修。
利兹一直以为，马修是丈夫的亲生孩子。直到雅各芭的消息传开，她才带着儿子接受基因检测。结果表明，马修与她的丈夫没有生物学父子关系，而他的生父正是克莱恩。
对利兹而言，打击不只在于血缘被隐瞒。她回忆，治疗时诊室里通常只有克莱恩一人，医生让她躺在设备上，再用器械将样本注入体内。她当时是在接受医疗服务，并没有同意医生使用自己的精子。
“我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这样对待了十五次。”
这也是案件最尖锐的地方：患者没有同意，丈夫也被蒙在鼓里，孩子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秘密。可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行为，却遇到了法律空白。印第安纳州当时没有明确条款规定，医生擅自使用自己的精子为患者授精究竟构成何种犯罪。
2017年，克莱恩最终被判有罪，但罪名并不是强奸或性侵，而是向调查人员作虚假陈述。他被判缓刑一年、罚款500美元，行医执照也被吊销。法院并非认可他的做法，而是当时缺少能够直接适用的刑事罪名。
这份判决让受害家庭难以接受。对他们来说，问题从来不是一次普通的医疗差错，而是医生利用专业权威，改变了数十个家庭的血缘关系。有人担心婚姻破裂，有人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解释，还有人突然发现，自己可能与诊所周围许多人存在亲缘联系。
克莱恩始终辩称，自己是在帮助不孕家庭。可医疗行为的核心是知情同意，所谓“带来孩子”并不能替代患者的授权。医生不能因为结果看似成功，就把欺骗包装成善意。
2022年，纪录片《我们的父亲》披露了这起案件，引发更多受害者确认身份。同年6月，印第安纳州通过新法，将医生未经同意错误配置精子、卵细胞或胚胎的行为纳入重罪和性骚扰相关范畴，并允许受害者在一定条件下追究责任。法律来得很晚，却留下了清楚的边界：生育技术可以发展，医患信任不能被任何人私自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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