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382年，南京皇宫里，朱元璋重新安排中枢政务，内阁大学士的品秩被定为正五品。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显赫，甚至比六部尚书低了整整几个等级，但当时的大学士并非权力中枢，只是替皇帝读奏章、备咨询、撰写诏令的近侍文臣。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后，皇帝亲自处理六部事务。可天下奏章越来越多，单靠皇帝一人很难长久维持，于是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身边的秘书和参谋。名义上，他们没有统领百官的权力，更不能像丞相那样主持政务。
问题在于，制度往往会随着实际运转发生变化。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开始频繁召翰林官进入文渊阁，内阁由此逐渐参与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大学士替皇帝对各地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再由皇帝批红决定。大学士仍然不能直接发布政令，却已经掌握了影响决策的重要环节。
这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官阶还是正五品，手中事情却越来越接近宰辅。到了正德年间，能够进入内阁的人，很多已经是六部尚书或侍郎。让一位正二品尚书去担任“正五品”的大学士，显然不是正常的升迁逻辑，而是明代政治特有的错位。
以正德至崇祯年间的阁臣情况来看，入阁者中，正二品尚书约有四十余人，正三品侍郎也有相当数量。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尤其集中，吏部侍郎也常常成为内阁人选。少数官员以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佥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较低职位入阁，但入阁之后往往很快加上尚书衔。
这类“加衔”很有讲究。大学士通常兼某部尚书名号，却不真正管理那个部门。比如兼礼部尚书的阁臣，并不等于接管礼部，礼部仍有实际任事的尚书主持日常事务。这个尚书衔更多是身份标识，用来抬高大学士的名望和班次。
换句话说，内阁大学士的实际地位，早已不能用正五品衡量；但在法律名义上，明初定下的品秩又没有被正式取消。皇帝只好不断加码，却不直接改动原来的制度。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事实已经改变，干脆把大学士改成正二品，岂不是更干脆？难处恰恰在这里。朱元璋留下的不只是官制，还有一整套被后世称作祖制的政治规矩。明代皇帝若轻易改动，御史言官便可能以“变乱成法”为由进谏。
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完全没有办法。仁宗、宣宗时期，大学士常被加授少师、少傅、少保，或兼太子三师等荣誉职衔。这些官号品秩较高，却大多不对应具体行政事务。到了明中期，兼尚书衔逐渐成为惯例，正是用虚衔弥补实际权力与原有品级之间的裂缝。
当时的皇帝其实很清楚其中的矛盾。可以想见，皇帝若说“大学士当升为正二品”，言官便可能追问：“洪武旧制如何处置？”而若完全不加调整，朝廷班次又难以安排。于是，兼衔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办法。
大学士多出自礼部、吏部，也不是偶然。明代内阁重视翰林背景，所谓“非翰林不入内阁”，虽然并非绝对不可突破，却长期构成选人惯例。礼部掌科举、学校、礼仪，尚书和侍郎多有翰林经历；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地位清要，侍郎中也常有翰林出身者。
翰林身份带来的，不仅是文章能力，更是皇帝信任和清望。内阁需要起草诏令，也需要判断六部事务，既要熟悉典章，又要能在皇帝与群臣之间传达意见。礼部、吏部官员因此比其他部门更容易进入这个特殊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士虽然原品正五品，但加上尚书、三师、三公等衔后，实际班次往往远在普通尚书之上。明代不少阁臣后来加太师、太傅、太保，成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官员。只是这些升高的，是兼领的荣誉职位，并没有改变大学士这一官名的原始品秩。
明代内阁的特殊性，正在于“权力很大，编制很轻”。它没有丞相府那样明确的行政统属，却能通过票拟影响全国政务；它不是六部之上的正式行政机关，却逐渐成为皇帝处理政务时不可缺少的中枢。品级与权力由此长期分离。
到了清代，情况才真正发生变化。清朝不受朱元璋祖制约束，皇太极时期设内三院，后来改称内阁，并逐步明确大学士的品级与地位。雍正朝之后，内阁大学士定为正一品，成为制度上明确的文官之首。明代留下的那道品级难题，至此才算从根本上改了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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