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夏夜，山东淄博桓台县王庄村，王金英正在家中养病。院外突然传来杂乱脚步，几名日军压低声音包围了王家。她没有慌张，先吹灭煤油灯，又摸到手枪旁边，侧耳辨认动静。
这次回家，本是为了治病。王金英长期在敌后奔走，患上肺炎并伴有哮喘，咳嗽越来越重，夜里甚至无法平卧。部队缺医少药，她的父亲王国富经商多年，能设法买到药品，组织上才同意她暂回家中休养。
王家所在的村庄并不安稳。胶济铁路贯穿山东，淄博一带又有煤炭、铁矿等资源，日军占领相关地区后，便把铁路和矿产当作战争机器的血脉。沿线据点密集，清乡、扫荡时常发生，乡亲们既要防敌人，也要提防汉奸和告密者。
王金英的身份，村里不少人都知道。她不是普通的乡村姑娘，而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干部。更让日军忌惮的是，她常带队深入敌后，送情报、除汉奸、破坏交通线，行动果断，枪法也不差。
消息传到日军据点后，中队长当即变了脸色。“抓活的，多派人。”在敌人眼中，这个女八路已经不是一般的宣传人员，而是多次破坏其行动的对手。于是，五十多名日军携枪带弹，连夜赶往王庄。
王金英能走上战场，并非偶然。
1921年，王金英出生在王庄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父亲善于经营，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却没有把女儿当作深锁闺中的“小姐”来培养。她三岁识字，五岁入学，后来到县城读小学，又赴济南求学。
她原本打算做一名乡村教师。卢沟桥事变后，局势骤变，日军侵略使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被迫改写。王金英在求学期间接触进步思想，也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民族危亡的现实。对她来说，读书不能只为个人谋出路。
1937年底，日军占领淄博后，王国富担心女儿遭遇危险，急忙把她从济南接回家。可王金英并未安分待在屋里，她白天外出张贴标语、开展宣传，联络村中抗日力量，常常天黑才回家。
母亲担忧地问：“你一个姑娘，出去做这些事太危险了。”
王金英回答：“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总不能只躲在屋里。”
父母一度把她锁在房中，想让女儿断了念头。她却以绝食抗拒。后来，同村姑娘银杏趁夜搬来梯子，从后窗把她接了出去。1938年1月，17岁的王金英离开家庭，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部队初建时，宣传工作十分重要。王金英有文化，起初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和组织联络。但她不愿长期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一次战斗表彰会上，她看着前线战士胸前的大红花，心里受到触动。打饭时，炊事员还曾让她往后站，说战士们更辛苦。
这句话并非有意轻视，却让她意识到，自己若只做宣传，便很难真正证明一名抗日者的价值。她主动要求参加武工队。经过训练后，她学会射击、格斗和爆破，逐渐承担起敌后侦察、锄奸、袭击据点等任务。约一年后，她成为武工队副队长，也是当地少见的女性武工队负责人。
日军对她有所耳闻。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清楚王家院内究竟有多少人，只知道王金英一旦出现，往往伴随着情报泄露、交通受阻或据点遭袭。因此，这次行动格外谨慎。
告密者蔡得和，也就是村里人所说的“蔡麻子”，原本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单身汉。那天夜里，他从窗外发现王金英回家养病，便起了告密邀功的念头。个人怨恨、贪图赏钱，加上对抗日力量的畏惧，最终使他走向了日军据点。
日军冲入院子时，蔡得和指认王家房门。翻译官喝问：“里面真的有人吗？”
他刚伸手去推门，枪声骤然响起。蔡得和倒在门边，紧接着，日军中队长也中弹倒地。黑暗中的枪声让敌人无法判断，屋内究竟只有一名女兵，还是埋伏着一支队伍。
王金英故意高声喊道：“一班、二班准备，三班跟我冲出去！”
敌人顿时乱了阵脚。她又从窗户掷出两枚手榴弹，爆炸声打破夜色，日军误以为院外已有八路军接应，仓促向村外撤退。等他们回过神来折返，王金英早已借着混乱突围。
这场交锋没有大规模兵力，却击中了敌人的心理弱点。王金英利用黑暗、地形和喊话制造假象，以一人之力拖住数十名日军。她的病体尚未恢复，手中能依靠的也只有一支手枪和几枚手榴弹，真正决定胜负的，是那一刻没有乱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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