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青海西宁，廖永和穿着旧蒙古袍走进西北军区机关，怀里藏着一件缝补多次的红军袖章。多年牧奴生活，已经让他的口音和装束完全变了样，可他开口只说了几个词：“大别山，红军，汉族。”
屋里的人听不懂他的完整叙述，只能请蒙古族翻译协助。等身份逐渐清晰，军区领导廖汉生亲自接见了他。一个穿牧民服装的人，为什么突然声称自己是红军？这件事，不能只凭几句话判断。
廖汉生让人继续询问。廖永和报出了红四方面军一些部队首长的姓名、职务和旧日称呼，有些细节，连普通老战士都未必记得。电话联系之后，老战友很快作出辨认：“是他，打仗时总爱抡着大刀往前冲。”
这句话，让屋里的疑虑有了答案。
廖永和1917年出生于安徽金寨三河一带。大别山是革命老区，少年时期的他就参加了儿童团，十四岁加入红军。山路、密林和频繁的战斗，塑造了他强悍的体魄，也养成了不怕死的性格。
在红军队伍里，他从基层战士做起，凭着作战勇敢和办事干练，逐步担任连、排级干部，后来升任副团长。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有个明显特点：命令传到哪里，往往就冲到哪里。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6年的西征。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当地地形复杂，补给困难，又遭到马家军的持续围攻，部队伤亡严重。廖永和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被送往后方救治。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便返回前线，没想到战局突然恶化，大部队后撤，他与十多名伤员失去了联系。
戈壁滩上，留下的物资少得可怜：几支步枪，数量有限的子弹，还有一群无法正常行走的伤员。没有粮食时，他们煮兽骨充饥；没有水时，只能寻找山沟和积雪。敌人追来后，队伍很快被打散，最后只剩下廖永和和一名年幼的通信员。
那名通信员，人们只知道他的小名叫“火娃子”。两人互相搀扶，拖着伤腿躲避搜捕。廖永和的膝盖受过贯穿伤，走几步就会疼得站不稳，可在那种环境里，停下来就意味着被抓住。
后来，他们被一位蒙古族老妇人江西力救下。遗憾的是，救命之恩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江西力的丈夫把廖永和视作买来的奴隶，让他放羊、割草、修补皮具，稍有差错就遭到打骂。
为了不暴露身份，廖永和长期不敢讲汉话，甚至装作不会说话。夜深以后，他才敢用石块在地上刻下“红军”两个字，再用脚将痕迹抹去。这个动作很小，却成了他与过去唯一没有断掉的联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年。他的腿伤慢慢结痂，身上的鞭痕却一层层增加。有一次外出，他远远看见几间土坯房，想上前打听汉人的消息，刚走出不远便被奴隶主发现。挨打一顿之后，对方决定把他捆起来，送往西宁一带转卖。
夜里，江西力悄悄割断绳索，给了他十块银元和一匹枣红马。廖永和趁黑逃走，从此改名“黄永和”，在巴音河附近凿窑洞、补靴子、放牧谋生。后来，他娶了蒙古族姑娘格能，逐渐熟悉了牧区生活。
有意思的是，身份可以隐藏，记忆却很难消失。
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场。廖永和一夜未眠，第二天翻出多年不敢示人的红布包袱，里面只有一面残破袖章。那不是贵重物件，却是他参加红军、失散流落的凭证。
他跟随牧主前往塔尔寺方向，设法一路赶到湟中县城。看到解放军标志和红五星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反复喊出“大别山，红军”。当地干部听不懂蒙古语，但看出他来历不凡，便将情况上报军区。
核实身份后，组织为廖永和恢复党籍。多年奴隶生活没有磨掉他的革命经历，反而使他对基层群众的处境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他没有要求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地方，而是主动申请到艰苦地区工作。
后来，他被派往柴达木盆地参与基层政权建设。那里盐碱地广，水源稀少，交通也极不方便。1956年，德令哈县正式设立，廖永和担任首任县长兼县委书记，穿着旧军装，拄着磨旧的拐杖，常年奔走在荒滩和牧区之间。
1995年10月28日，廖永和在家乡金寨去世，终年七十九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件旧蒙古袍，衣襟内侧还缝着残破的红军袖章。袖章历经风沙和岁月，颜色早已褪去，却一直没有被丢弃。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