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9月21日夜，广州人康有为从北京出逃，身边带着二夫人梁随觉。几天前，慈禧太后已经重新控制政局，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人即将被押赴刑场。康有为没有留下来，而是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件事后来一直伴随着他。有人认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活着才能继续寻求救国之路；也有人指责他临危脱身，把赴死的责任留给了别人。两种评价，直到今天仍然纠缠在一起。
戊戌变法并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事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在京举人发起上书，反对割地赔款。此举扩大了他的声望，也让他进入了光绪帝的视野。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提出改革政治、教育、经济和军事的主张，随后参与推动变法。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通常被视为戊戌变法的开端。百余天内，清廷接连发布大量诏令，涉及废八股、兴学堂、裁冗员、奖励实业等内容。
问题在于，改革触动面太广，推进又过于急迫。新政尚未形成稳固基础，朝廷内部已经剧烈分裂。翁同龢被罢免，荣禄掌握直隶和北洋事务，慈禧一派逐渐占据优势。光绪帝有名义上的决断权，却没有真正可靠的军政力量。
康有为并未看清这一点。
他频繁上书，试图以皇帝的意志压过顽固势力。有人曾劝他谨慎，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再等。”这种急切未必全是私心，却暴露出他缺少实际政治经验。
更危险的安排，发生在变法后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帝，甚至设想控制慈禧。袁世凯后来向荣禄告密，慈禧迅速发动政变。关于袁世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告密，史学界仍有细节争议，但变法失败与此密切相关。
谭嗣同没有逃。他拒绝出走，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康有为则已经离开北京，先到日本避难。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反差。
康有为抵达海外后，很快把“营救光绪帝”变成一项长期政治事业。1899年，他在加拿大参与组织保皇会，后来又在美国、东南亚等地建立分会。海外华侨身处异国，常有被歧视和受排斥的经历，对清廷和皇帝抱有复杂感情。康有为抓住了这种心理。
他的演说极具感染力，常把光绪帝描述成受困宫中的改革君主，并宣称自己奉有光绪帝密诏。有人问：“皇帝真的给过你诏书吗？”他回答：“救驾之事，岂能有假？”这类说法在当时广泛流传，却缺乏足够可靠的原始证据。所谓“衣带诏”，更接近康有为一方的政治宣传，不能当作已经确认的事实。
保皇会收取会费，也接受捐款。康有为以“救皇帝”“保大清”为号召，确实筹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但这些钱并没有全部用于组织军事行动，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生活、家族开支、出版活动和政治交际。“靠卖皇帝发财”虽然是后人带有讽刺意味的概括，却并非毫无依据，只是不能简单理解成他完全靠欺骗起家。
康有为长期流亡，足迹遍及欧美和东南亚。他喜欢讲排场，重视居住环境，也热衷收藏和置业。1904年前后，他在瑞典购置岛屿，营造中式建筑和园林，取名“北海草堂”。关于购岛价格，流传数字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处产业足以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远非当年初到海外时的窘迫。
他的婚姻和家庭同样引人注目。康有为一生有六位妻妾，子女众多。纳妾在当时上层社会并不罕见，但他在海外多年不断迎娶年轻女子，仍被不少人视为生活奢靡。政治理想、个人享受和家庭规模，在他身上形成了颇为刺眼的并置。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康有为并没有接受共和制度。他在1913年回国，继续鼓吹保皇。1917年，张勋率部拥立溥仪复辟，康有为参与其中，出任政务相关职务。复辟失败后，他受到通缉，只得再次离开政治中心。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终年69岁。临终前，他仍反复叮嘱妻妾不要改嫁。至于瑞典岛屿，后来因家族无力经营，逐渐荒废，最终被当地方面收回。
康有为并非一个可以用“英雄”或“小人”简单概括的人。他确实提出过不少具有近代意义的改革主张，也曾推动维新舆论；但在关键关头缺乏军事和政治判断，逃亡后又把光绪帝的名义变成筹款与号召的工具。菜市口留下的是六位死者，海外留下的却是康有为的演说、豪宅、妻妾和那座名为“北海草堂”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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