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农历八月,紫禁城内刚换了皇帝,39岁的朱常洛却没有等来真正施展抱负的机会。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后,他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年号泰昌。仅仅二十九天后,朱常洛便病逝于乾清宫,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这场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为一颗“红丸”。朱常洛的身体、性格、处境以及宫廷权力纠葛,早已交织在一起。登基后的短短一个月,更像是一根绷紧多年的弦,连续遭受几次重压后,终于断裂。
朱常洛并非没有想做事。相反,他即位后动作很快,裁撤矿监税使,起用万历年间被排挤的官员,还着手处理三大殿重建等事务。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新君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堆积压多年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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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压抑,也让他格外在意“勤政”二字。
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由于郑贵妃得宠,万历皇帝长期希望册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围绕储位的争论延续多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才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处事方式。他少年时期受到冷落,生母王氏也长期处于后宫困顿之中。等到终于坐上皇位,朱常洛似乎急于证明自己并非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于是把大量精力投入政务。
每日视朝、批阅奏章、召见群臣,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对于一个长期缺乏良好调养、身体本就羸弱的人来说,突然承担高强度的皇帝工作,绝不是单靠意志就能支撑的。史料中关于他“头目眩晕、四肢软弱”的记载,说明病情很快已经影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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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政务之外,他又陷入了另一个消耗身体的陷阱。
郑贵妃曾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朱常洛即位后,她担心旧日储位之争引发清算。此时送金银不一定有效,送美女却符合宫廷惯例。据《国榷》记载,郑贵妃曾进献侍姬八人。朱常洛接受了这些女子,随后沉溺声色,作息和饮食更加紊乱。
“皇上刚登基,何必如此劳神?”身边人或许有过劝说。
但多年压抑后的放纵,往往比单纯的享乐更危险。朱常洛一边处理朝政,一边纵情宴饮,身体很快出现问题。即位十几天后,他已经患病,却仍不得不勉强临朝。勤政与纵欲,看似方向相反,却同时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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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加重后,宫中用药又出现了严重失误。朱常洛先后让御医诊治,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对太医院产生疑虑。此时,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出面,自称能够辨识药理,并判断皇帝是“三焦火动”。
崔文升开出的所谓“通利药”,实质上属于强力泻药。朱常洛当时已经两夜未能安睡,进食也很少,身体正处在虚弱状态。服药以后,他一日之内频繁腹泻,史料甚至记载达到三四十次。
这种治疗无论是否出于恶意,都足以让病人元气进一步耗损。偏偏崔文升此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消息传出后,朝臣自然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崔文升后来受到处置,郑贵妃也被移出乾清宫,但“红丸案”的阴影已经由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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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九日,病重的朱常洛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等大臣,并让皇长子朱由校出现在病榻前。他对群臣说,皇长子年纪尚小,希望大臣尽力辅佐。这个举动表明,朱常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势凶险。
此时的宫廷,人人都在寻找救命办法。鸿胪寺丞李可灼并非太医,却献上两粒红色药丸,声称能够救治皇帝。药物成分至今无法完全确定,后世多称其为“红丸”。朱常洛病急之中同意服用,服下第一粒后,短时间内自觉身体温暖舒畅,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
到了傍晚,他又服下第二粒。御医对此存在异议,但皇帝本人坚持用药,旁人难以阻拦。遗憾的是,几个时辰后,朱常洛病情骤然恶化。九月初一,也就是即位二十九天后,他在乾清宫驾崩,年仅三十九岁。
李可灼后来遭到追究,朝廷围绕红丸是否致死展开激烈争论;郑贵妃是否主使谋害,也始终没有形成能够服众的定论。能够确定的是,朱常洛在极短时间内连续承受政务劳累、纵情声色、误用泻药和仓促服食红丸四重打击。一个刚刚打开的皇帝生涯,最终停在了泰昌元年九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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