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1月，甘肃古浪县城及周边山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正面对一场极其艰难的抉择：部队连续作战，弹药不足，身后又有追兵，前方还要夺取古浪。命令已经下达，部队只能向前。
这支红九军并不是一支新部队。它隶属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长征和多次恶战，西渡黄河后又在一条山等地与马家军交锋。战士们长途跋涉，缺少补给，不少人穿着单衣、草鞋，枪械和弹药也无法及时补充。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源于当时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建立根据地并接应外援的战略部署。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相继进入河西。部队脱离原有根据地后，补给线漫长而脆弱，面对的却是熟悉地形、拥有骑兵和地方武装的马家军。
古浪，正是这条西进道路上的险关。
红九军先在干柴洼与敌交战。那里地势开阔，周围虽有山岭，却缺乏纵深防御条件。孙玉清、陈海松只能组织部队抢占娘娘庙岭、山城沟梁等制高点，依托简陋工事迎击来犯之敌。
马家军的进攻并非单纯步兵冲锋。骑兵、民团相互配合，轮番压迫红军阵地，空中还曾有飞机进行袭扰。炮火和骑兵冲击之下，阵地几度告急。红军官兵没有退路，只能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顶住一轮又一轮进攻。
下午，娘娘庙岭一度失守。军部人员、交通队都被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关键时刻，红二十五师从侧后方发起反击，重新夺回岭顶，迫使敌军退却。红军虽然稳住了局面，却付出了伤亡代价，团以上干部刘培基等人在战斗中牺牲。
有人劝道：“敌人太多，不能再硬拼了。”
孙玉清的回答很简单：“必须把部队带出去，也要给主力争取时间。”
干柴洼撤出后，红九军转向横梁山。这里山势较险，适合设伏，孙玉清决定利用敌军追击心切的机会打一个反击。上午，马家军前锋进入伏击范围，红军突然开火，敌军一度陷入混乱。
但这场胜利并没有改变双方力量悬殊的现实。红九军在前一战中消耗了大量弹药，缴获和补充远远不够，难以持续展开火力。当天夜里，敌军又发动袭击，红军凭借夜战经验多次击退冲锋，掩护部队继续转移。
横梁山一战，红军打退了追兵，也有不少干部和战士牺牲。部队表面上摆脱了敌人，实际上已经十分疲惫。枪支缺员，伤员增多，部队的战斗力正在被连续消耗。
随后，红九军攻入古浪县城。古浪是河西走廊的重要节点，马步芳方面不可能坐视红军占据。很快，马家军集中大批兵力反攻，并以骑兵突击和步兵冲击相结合的方式，向城内外阵地压来。
红军把防御重点放在城南、城北山头，红二十五师、红二十七师分别担负重要防务。敌军凭借兵力和骑兵优势，不断争夺外围制高点。城外阵地失守后，红九军只能收缩兵力，在县城内部展开防御。
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敌骑兵冲入城垣，红军弹药迅速减少，许多阵地转入近距离搏杀。枪打坏了，就用刺刀；刺刀折断了，就用大刀、木棍和石块。古浪城内反复争夺，敌军数次被击退，红九军也损失严重。
据相关战史记载，此役红九军团以上干部损失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师级和团级干部。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铎、红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等人牺牲。红九军虽未被全歼，却已元气大伤。
孙玉清判断，继续困守古浪，部队很可能被优势敌军包围。于是，红九军选择突围，并在红三十军部分部队接应下撤离。这个决定避免了全军覆没，却也意味着西路军失去了一个重要作战力量。
战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永昌总结古浪战斗。孙玉清、陈海松被撤销军长、政委职务，转入总部直属部队工作。处分并不轻，但两人没有推诿，也没有把责任推给部下。对于一名战场指挥员来说，部队伤亡惨重，指挥失误就必须承担后果。
撤职并没有让他们离开战场太久。西路军继续在河西走廊苦战，临泽、高台等地相继发生激战，部队在敌军围追堵截中不断收缩。陈海松后来随部队转战，在梨园口一带承担阻击任务，掩护主力突围时牺牲。
孙玉清则随部队向祁连山方向转移。西路军突围过程中，队伍被敌军和恶劣环境反复切割，他在战斗中负伤，后来不幸被俘。面对威逼利诱，孙玉清始终没有屈服。1937年5月下旬，他被马步芳部杀害，年仅28岁。
古浪峡谷并不只是西路军经过的一处地名。干柴洼的失守、横梁山的突击、古浪城的白刃战，以及随后梨园口的阻击，连在一起，构成了红九军由主力部队走向严重损耗的关键过程。孙玉清和陈海松，一个战死疆场，一个被俘不屈，他们的名字也因此留在了西路军艰苦西征的历史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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