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耻辱合影”台上站的只有领导

如果那天站到“耻辱”二字之下的，换成决定这把尺子、拟定这份名单、召集这场会议的人，这张照片会是什么样子？

2026年8月26日，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二十余名教师被请上主席台，站在标有“耻辱”二字的大屏前合影。8月28日，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该做法“不尊重教师”。同日，凉山州联合调查组抵达雷波县。

事实层面的争议至此收窄，但真正留下来的问题比一张照片更值得追问：这场问责，从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

一、公开示众羞辱教师本身就是程序失当

2026年8月26日，四川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会场大屏打出两行字：“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雷波县2025—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两张图片的正中都赫然标着“耻辱”两个大字。二十余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分批次被请上主席台，列队站定，台下坐满参会人员。

这场会由县教体局主办。拟定名单的人、安排议程的人、决定大屏上写什么字的人，当天都在现场。

凉山州教体局在8月28日的表态中，明确把一件事列为待核事项：大屏幕上出现的分数，究竟是学生的期末平均成绩，还是教师个人的考核成绩。截至本文写作时，公开信息中这一归属仍无定论。

同样待核的，还有“耻辱”这个词的来历。州教体局表示，需要核实会议现场使用这一词语的背景及决策经过。那两个被投上大屏的字，是否经过集体研究、由谁拍板，目前都还是问号。

一次问责，倘若连问的是谁、依据是什么都还悬着，它惩罚的就很难说是失职，更像是位置。谁在这条链条上站得最低、最缺乏还手之力，谁就去台上站好。这个逻辑一旦成立，被挑中的人换谁都一样。

二、低分根源在讲台之外的管理环节

雷波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据雷波县人民政府官网“雷波概况”记载，该县幅员面积2838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84%，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口约30万。据公开报道，截至2024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不含幼儿园）79所，在校学生54651人，专任教师3217人。摊到每个乡镇、每所学校，资源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所学校的期末平均分能走到什么位置，至少有三样东西是台上那二十余人个人决定不了的。

一是生源。已有媒体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小学平均分低于30分，“是由于当地生源问题”。生源从哪来、怎么编班，留守儿童与家庭监护缺失的孩子占多大比例，这些变量在教师走进教室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

二是师资配置。全县3217名专任教师如何在县域内分配，谁去县中、谁去最偏远的乡镇，谁带基础最好的班、谁接手最难带的班，决定权在教育行政部门，不在教师手上。分配完成之后，再拿统一的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班级的平均分，量的其实是分配的结果。

三是考核尺度。用期末平均分排出名次，再让末位者当众示众，这套考核逻辑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它决定了教师会把精力投向哪里，也决定了学校会把资源用在何处。设计出这把尺子的人，不会不知道它量出来的是什么。

一场合影下来，追责的姿态有了，难题依旧是难题，只是多出一群人的难堪。

三、羞辱式管理触碰法律与政策红线

教育部办公厅于2026年3月20日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随文发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共二十条“严禁”。

其中第九条写得清楚：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名校率、升学率。第十二条同样对得上：严禁学校背离立德树人要求，在学校管理中制定有违常理认知、违背公序良俗、没有相关依据的校规校纪条款，出现不平等对待学生、伤害学生和家长感情等管理行为。

这起事件发生在清单发布五个多月之后，又发生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自己主办的全县教育行政会上。时间、地点、主体三重因素叠加，使它在舆论场中被读成一个顶风违规的样本，客观上把上级部门从严处理的预期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

行政层面的红线已经画好，法律层面的界线同样清晰。《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九百九十一条明确，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教师法》第三十五条（1993年颁布，2009年修正）规定：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内部会议”作为挡箭牌，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判断名誉权是否受损，司法实践中通行的是“公示”或者“第三人知悉”标准。台下坐满参会人员，照片随后传遍全网，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这是基于公开事实与通行标准的推断，最终定性仍须以有权机关的认定为准。

四、教师责任与结构性问题需客观区分

舆论场的主流同情，建立在一个相当一致的想象之上：偏远山区的教师含辛茹苦，学生基础太差，分数不该由他们负责。这份善意值得尊重，但也需要经受事实的检验。

一种被忽略的视角是：学生的困境远比“不会汉语”复杂。学校布局调整之后，有条件家庭迁往教学条件更好的乡镇甚至县城，留下的孩子往往家离学校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年纪很小就得住校；住宿条件匮乏，生活设施不足；家庭监护长期缺位，部分孩子连基本的营养与作息都难以保障。与这些约束相比，语言问题反倒不算最要紧的。

与此同时，本地教师队伍的水平并非整齐划一，有观点认为，部分教师在业务能力与教育心理学素养上存在明显短板。有本地教育工作者直言：教出这个成绩，对教师自己也是一种侮辱。

但指责容易，改变更难。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对照：雷波中学2026年高考本科率达到34%，近年来已有学生考入清华大学。2014年之前，本地尚无清北学生。同一个县、同一片生源底色，十几年间的落差说明，管理与教学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把质量责任全推给教师不公，把质量责任全推给客观条件，同样不诚实。两端都不是真相所在。真实的位置在中间，那里既有结构性约束，也有人的懈怠，而这一部分最需要厘清，也最容易被情绪化的舆论一跃而过。（以上关于本地教师队伍与教育现状的观察，来自单一信源，未经权威渠道证实，仅作为理解复杂性的参照。）

承认教师有该担的那份责任，并不等于把结构性的那一份从管理者身上卸下来。问责从来不是零和游戏，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五、该站到台上的应是领导

回到开头的假设。如果那天被请上台的，换作县教体局与教研室的相关负责人、分管教育的县领导，也就是决定生源怎么编、老师怎么配、考核怎么设的那些人，那二十余名教师就不必站在那两个字下面。台上的人换了，这张照片的性质就完全改变。它不再是羞辱，而变成一次认领。认领三笔账。

第一笔是资源账。好老师为什么留不住？留不住人的时候，凭什么只要求留下来的人创造奇迹？集聚了一批甘于坚守、能够长期扎根的教师之后，管理层为他们提供了多少培训、多少教研支持、多少向上流动的机会？

第二笔是方法账。教研会诊、分层教学、差异化辅导、家访谈心，这些真正影响成绩的慢功夫，管理者投入了多少？还是说，抓质量的全部动作，只剩一年两次的排名与合影？

第三笔是考核账。这把以平均分为准绳的尺子，究竟是谁选的？它把教师的注意力引向了提分，还是引向了那些更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当一所学校的孩子连名字都写不全的时候，考核表上那一栏分数，到底在衡量谁的成绩？

这不是修辞游戏。管理上有一条朴素的常识：问责对象决定改进方向。板子打在最末端、最无力改变结构的那个人身上，换来的通常不是质量提升，只会是应付、躺平，以及下一次更隐蔽的数据修饰。

有媒体评论反问：如果一定要贴“耻辱”标签，最该贴在谁脸上？网上不少人半开玩笑地说，该把主管领导和校长也弄到台上去。其实不必在这个“也”字上较真，要紧的是把已经站在台上的那二十余人换下来，让该为结果负责的人站上去。玩笑背后是一种朴素判断：该为结果负责的人，不该躲在镜头后面。

六、真正的问责是让管理者认领

羞辱式管理反复出现，原因在于它便宜。它不需要追加一分钱投入，不需要重建教研体系，不需要调整师资配置，只需要一块背景板和一个下午。它能向上级展示“我们在抓质量”的姿态，却不必真正触碰教育质量的任何一个变量。与其说这是一种管理手段，不如说是治理上的一次偷懒。

更值得警惕的是它挑选对象的方式。示众能够成立，前提是对象缺乏还手之力。一线教师恰恰是这条链条上议价能力最弱的一环：他们无权改变生源，无权调配资源，甚至很难对一项明显不当的安排当场说“不”。挑最无力反抗的人立威，成本低、见效快，但代价则由整个系统的公信力承担。

要走出这个循环，需要从几个方向同时着手。

其一，通报要落到决策链条上。“耻辱”二字由谁提出、经谁同意、依据什么程序，比一句笼统的“错误做法”更值得交代。8月28日的《致歉声明》承认了问题，却始终没有触及这条链条。

其二，问责要落在决策者身上，同时给当事教师一次正式的澄清。目前致歉的对象是“与会教师”这个模糊群体，而真正站上台的是二十余个具体的人。一份面向群体的笼统歉意并不足够。他们需要的是能够指名道姓恢复名誉的回应。

其三，把“耻辱合影”换成“教研会诊”。主动公开低分成因的结构性数据，包括生源结构、师资配置、家校距离、家庭监护状况，把讨论从“谁该羞耻”转向“哪里需要补”。分数当然要看，只是看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不是为了排座次。

其四，以教育部负面清单第九条、第十二条为尺，在全县域做一次考核制度的排查整改，把政策红线变成可核查、可对账的明细。清单要真正起作用，得靠一次次被拿出来对照。

当过程能被看见、责任能被追溯，抓质量才不至于一路滑向抓人。目前调查仍在进行，最终如何定性，需等待联合调查组的结论。

最后：

回到那个假设：如果台上只是领导，那张照片会从一个羞辱现场，变成一次公开担责。同一块背景板，站的人换了，传递的信号就完全相反。质量问题由决策者先认，改进措施由管理者先领。

一所学校、一个县域的教育质量，不是靠让谁难堪来提升。它靠的是把资源送到最远的那所学校，把好老师留在最需要的地方，把考核的尺子对准那些真正能够被改变的事情。（完）

文章作者：见微 网络舆情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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