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叶飞遇刺：头部中弹，歹徒又补2枪未死，获救后扮成村妇脱险

上将叶飞遇刺：头部中弹，歹徒又补两枪未死，获救后扮成村妇脱险

六颗子弹。十九岁。还活着。

一九三三年冬，福安县城外狮子头渡口客店，叶飞上了二楼，刚坐下没多久，楼梯口就冲上来三个人。一个扑住他，一个掏枪就打，第一枪从左耳附近打入，弹头穿过面部，停在右脸皮下。

他当场倒地。那几个人翻走手枪和文件，下楼就跑。

可人还没断气。放哨的那一个回头一看，见他还能动，失声大叫，转身又开枪。胸部、右臂先后中弹，血一下涌出来。他没有死。

“还没死，还没死。”——凶手回头看见叶飞仍有意识时，慌忙补枪

这不是后来人添油加醋的传奇。那颗打进他胸口的子弹，后来在他身体里留了六十六年。

先是少年，再是特派员

那年叶飞才十九岁，身份却已经不轻。他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往闽东的特派员，常在福安、宁德一带巡视工作，联络地方党组织。

闽东那时正紧。地方党组织刚打开局面，农民运动起来了，红色武装也在生长，国民党军警和地主武装的搜捕越来越密。狮子头客店原本是个碰头点，来往杂、人容易混，偏偏这一次，等来的是枪口。

他事前不是没有警觉。进客店前，他还特意察看过四周，见没有异样才进去。可到了饭桌上，人刚坐稳，杀机就到了眼前。这一下，来得太快。

头部中弹后，他先是失去知觉。等枪声散掉，楼里静下来，人才慢慢醒过来。脸上是热的，胸口也热，手一摸，全是血。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叶飞后来回忆，自己那会儿先想到的，是大概活不成了，年纪太轻，还没来得及多做事。可躺了一阵，他又转了念头：也许还不至于死，不能在这里等死，得自己想法子脱险。

于是他往后院挪。不是站起来走，是贴着地，一点一点蹭。肘关节撑一下，膝盖拖一下，身后便是一道血印。

挪到乱草丛旁，他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十来个小时。等到傍晚，狮子头村的党组织和群众才摸黑把他抬走。

护理人员检查后判断：那颗子弹从左耳附近射入，停在右脸皮下，再偏一点，就可能伤到脑部。

村里条件太差，没有像样器械，只能先止血、包扎。脸上的弹头还能想办法处理，胸口那颗却取不出来。它就这么留了下来，埋在身体里，从一九三三年一直陪到一九九九年。

伤还没稳，搜捕已经压上来了。敌人怀疑人没死，沿着血迹找，草丛、民房、渡口周边，一处一处翻。再晚一步，抬走也来不及了。真正的险，还在后头。

扮成“新媳妇”闯岗哨

组织决定连夜转移。明着抬伤员，肯定过不去，村里人就想了个险招：借红轿，找红袄红裙、绣花鞋，把叶飞裹严实，装成回门的新媳妇。

轿帘一放，外头看去，真像办喜事。前头有人挑着礼担，后头有人跟着照应，路上还特意带些甜饼、备几块光洋。碰上民团哨卡，先说吉利话，再塞点吃的、给点钱，叫人以为不过是山乡人家走亲。

最险的一回，是有人伸手来挑轿帘。旁边的人故意撞翻行李，红布、杂物散一地，众人七手八脚去捡，哨兵的眼神也被引开了。轿子趁乱过去，抬轿的人脚下没停。

轿子里的人，一声不能出。胸口带伤，呼吸重一点都可能露馅。他把脸藏在纱巾后头，脚尖勉强伸进绣花鞋里，整个人缩着。这就是代价。

一路绕小道、翻山路，终于把人送出险地。等敌人再扑回狮子头客店时，伤员已经不见了，只剩楼上的血和地上的乱脚印。

一颗子弹，陪了他一辈子

脱险以后，叶飞没有躺多久，很快又回到闽东山地继续工作。后来他在红军、新四军和人民军队中一路成长，成为开国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可胸口那颗子弹，一直都在。剧烈活动时会痛，年纪大了也会隐隐作祟。他却很少拿这伤说事，连家里人问起，也只是轻轻带过：“不动就不疼。”

他晚年还说过一句话：“这颗子弹陪了我一辈子，算是革命的纪念品。”

这话轻。可分量一点不轻。那不是一块金属，是狮子头客店楼上的血，是草丛里那一寸一寸往外挪的痕，是轿帘后头不敢出声的十九岁青年。

最后留下来的，是证物

一九九九年四月，叶飞在北京逝世。那颗留在胸内六十六年的子弹，终于被取出。子女后来把它捐了出来，原物存放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一颗旧弹头，铜锈斑驳，不大。可它把一段命悬一线的旧事钉得很死：一九三三年，福安狮子头客店，十九岁的叶飞头部中弹，歹徒见他未死又补枪，群众把他抬走，又把他装进红轿，送过岗哨。

从那天起，这颗子弹留在他胸口；到他离世那年，才离开身体。前后正好六十六年。

它安静躺在展柜里。狮子头客店的枪声早停了，轿帘也早放下了，可那年那个浑身是血、还在草丛里往前挪的十九岁青年，没有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