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力主最低退休金制度？有关专家：对弱势群体态度反映国体性质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提高农民养老金”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从143元上调至163元。这已是连续第三年每年上调20元。

然而，当我们在讨论这20元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一个月163元，够一个老人生活吗？

令人触目惊心的差距

先看几组数字。

2009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制度启动时，国家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55元。17年间上调了八次，到2026年涨到了163元。听起来涨了不少，但算一下——17年涨了108元，平均一年涨6块多钱。

这163元，是全国最低标准。加上个人缴费部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待遇约为246元。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超过6000元。一个是6000多，一个是200多，差了近30倍。

孙玉良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中写道：“我在一个养老院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入住的老人，少点的退休金每月六七千块，多的能达到每月15000元到2万元。农民的所谓'退休金'有多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人月人均养老金也就200多元，这种差距难道不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也指出，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偏低，根本无法保障高龄农民的基本生活。许多农村老人每月一两百元的养老金，连买降压药都拮据。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过大，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还必须下地劳作才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现象应当尽快成为历史。

“没交过费”的说法站不住脚

每当讨论提高农民养老金，总有一种声音：“农民没交过钱，凭什么领养老金？”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孙玉良认为，实行覆盖全民的最低退休金制度，不是施舍，而是偿还一笔拖了太久的“历史欠账”。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亿农民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从农村汲取了大量剩余价值用于城市建设。当年交公粮的农民，本质上是为建设国家作出了贡献。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翔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目前积累的价值数百万亿的国有资产中，有劳动保险参保职工的历史贡献，也有广大农民的历史贡献。所谓“没交过费”，不是农民不交，而是制度辜负了他们。

“补低扶弱”已成共识

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政策视野。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列为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郑功成明确表示，当务之急是“补低扶弱”，让保障水平低的群体得到有力扶持。

代表委员们也拿出了具体建议。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逐步提高至500元。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建议，将70岁以上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居民医保费。郑功成则建议，以70岁为基准，在普遍提升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额外增发历史贡献养老金，年龄愈大补偿愈多。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孙玉良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他把这个问题从“钱”的层面拉到了更高的维度。

他写道：“我提出'最低退休金制度'，谈论的绝不仅仅是一笔钱，而是一个国家对亿万无产阶级劳动者、对全体公民晚年尊严的根本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体性质。”

“一个国家对最弱势群体晚年生活的保障水平，就是这个国家国体性质最真实的温度计。”

这话说得重，但说得在理。我们常说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可如果主人到了晚年连基本生存都捉襟见肘，主人的称号又从何谈起？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应该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当然，也有人担心财政负担。但孙玉良算了一笔账：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2025年累计结余就达7.3万亿元，而财政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的补贴仅四千余亿元，完全具备划转调剂空间。“可以给某些人的养老金达到几万元且年年增长，给农村老人几百元就说加重财政负担，怎么解释也说不过理去。”

这话，值得细品。

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到了163元。政策在往前走，步子也在加快。但163元和6000元之间的那道鸿沟，不是一两个20元能填平的。

最低退休金制度，说到底就一句话——给所有为这个国家出过力、流过汗的人，一个体面的晚年。这不是恩赐，是还债；不是施舍，是本分。一个国家的良心，就写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那群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