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父母将两女儿卖掉换钱，20年后状告女儿赡养，女儿：我养不起

我叫苏念，今年三十二岁，在南方一座小城里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日子过得清贫但安稳。我有一个妹妹，叫苏瑶，比我小三岁，在隔壁城市做幼儿园老师。

我们姐妹俩，从小就没有家。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家，但那个家里的父母，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孩子——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一笔买卖。

我老家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叫杨柳镇。镇子不大，穷得叮当响，我父亲苏德厚和母亲刘翠花都是普通的农民，种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他们再穷，也改变不了重男轻女的心思。

我出生那年，苏德厚听说是个女儿，连产房都没进，转头就去小卖部打了一斤散酒，喝得烂醉如泥。刘翠花后来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半点愧疚，反而带着抱怨：“谁让你是个丫头片子呢？你要是带把的，你爸能那样？”

我三岁那年，刘翠花又怀了，全家都盼着是个儿子。结果生下来，又是个女儿——苏瑶。苏德厚气得摔了家里的暖水瓶，指着刘翠花的鼻子骂她是不下蛋的母鸡。

苏瑶满月那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人。那人穿着皮夹克，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苏瑶，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苏德厚赔着笑脸，给那人倒了茶，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嘀嘀咕咕说了半天。我那时候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记得那天晚上，刘翠花抱着苏瑶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又来了，带来了一沓钱。苏德厚数了两遍，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然后把钱揣进怀里，转身对刘翠花说：“收拾收拾，让人把孩子带走。”

我这才明白过来——他们要卖掉苏瑶。

刘翠花抱着苏瑶不肯松手，苏德厚一把抢过孩子，塞到那个男人怀里，说：“赶紧走，别磨叽。”苏瑶在那个男人怀里哇哇大哭，两只小手拼命地朝刘翠花的方向伸着，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妈——妈——”

刘翠花站在门口，捂着脸哭，可她一步都没有追出去。

那年，苏瑶才刚满月。

我躲在门后，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苏瑶被卖到了隔壁省的一户人家，那家人姓什么，住在哪里，苏德厚从来没提过，也从来不让我们问。就好像苏瑶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可我记得她。我记得她软软的小手，记得她身上奶香的味道，记得她哭起来的时候，小脸涨得通红，像一只无助的小猫。

苏瑶被卖掉之后，家里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那笔钱很快就被苏德厚挥霍光了，他又开始喝酒、赌钱，输了回来就打刘翠花，打完了就骂我——“都是你这个赔钱货！你要是个儿子，老子能这么倒霉？”

我六岁那年，苏德厚又动起了卖我的心思。

那天家里来了一个胖女人，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棉袄，脸上的粉抹得跟墙皮一样厚。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捏了捏我的胳膊，掰开我的嘴看了看我的牙，就像在集市上挑牲口一样。

“这孩子体格还行，养几年就能干活了，五千块，不能再多了。”

苏德厚搓着手，赔着笑：“大姐，您再给加点，这孩子机灵着呢，能干活能做饭，您买回去不亏。”

胖女人白了他一眼：“四千五，不卖拉倒。”

“卖！卖！”苏德厚连忙点头。

那天晚上，我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刘翠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四千五百块钱，哭得撕心裂肺，可她还是没有追上来。

我趴在车窗上，看着那个所谓的“家”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漆黑的夜色里。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绝望，我只知道，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家了。

我被卖到了南方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买我的人家姓钱，是一对开小饭馆的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买我是想让我给他们当女儿，长大了也能帮衬着干活。

可钱家夫妻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对我谈不上多坏，但也绝对算不上好。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帮着洗菜、切菜、端盘子，干到深夜才能睡。他们管我吃住，不给我工资，也不让我上学。我有时候趴在饭馆的窗户上，看着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心里羡慕得不行。

我十四岁那年，钱家夫妻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关了饭馆，回了老家。他们走的时候，把我留在了县城里，给了我五百块钱，说：“你长大了，自己想办法吧。”

我拿着那五百块钱，站在县城破旧的汽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茫然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后来，我跟着一个在县城打工的姐姐去了南方，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手指被零件磨得全是血泡，可我不敢停下来，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也没有依靠。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拼命攒钱的。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决不能像苏德厚和刘翠花那样，一辈子活在泥潭里。

我在电子厂干了五年，攒了一点钱，跟着一个花店老板学了手艺，后来自己开了个小花店。花店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我也在这座小城里扎下了根。

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苏瑶的下落。我托人找过，在寻亲网站上发过帖子，甚至还去派出所备过案。可茫茫人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直到三年前，我终于找到了苏瑶。

她过得很不容易。她被我卖掉之后，那户人家对她也不好，养父母后来又生了亲生的孩子，就把她当成了多余的人。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餐馆端过盘子，在工厂踩过缝纫机，在超市当过收银员。后来她考了教师资格证，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日子才算稳定下来。

我们姐妹俩见面那天，抱在一起哭了很久。苏瑶瘦瘦小小的，脸上带着一股倔强，跟我记忆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婴儿判若两人。她拉着我的手，说：“姐，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说：“现在见到了，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俩加了微信，隔三差五就视频通话，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苏瑶性格开朗，笑起来像个小太阳，可我知道，她心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只是她从来不愿意提。

苏德厚和刘翠花，我们姐妹俩从来不提，就好像那两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可他们偏偏存在。

今年年初，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了许多，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刘翠花。

“念念……是你吗？我是妈啊……”

我握着手机，站在花店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念念，你还好吗？妈这些年一直在想你……”刘翠花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像是在努力表现一个慈母的形象。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我……我托人打听的……念念，妈知道你恨我，可妈也是没办法啊，那时候家里穷，你爸又那个样子，妈也是被逼的……”

“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打断了她。我不想听那些解释，那些解释在二十多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刘翠花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念念，你爸他……他身体不好了，腿不行了，走不了路了，我身体也差，高血压、糖尿病，家里没钱看病……你能不能……能不能给妈转点钱……”

我站在花店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手里的手机微微发烫。

“我每个月三千块退休金，根本不够花，你爸的药钱一个月就要一两千……”刘翠花絮絮叨叨地说着，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委屈，“你跟你妹妹现在都过得好，你们总不能看着爸妈饿死吧？”

“妹妹？”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女儿？你把她生下来刚满月就卖掉了，你现在还有脸提她？”

刘翠花被我噎住了，半天没说话。

“念念，妈知道错了，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她又开始哭，“可不管怎么样，我是你妈，你爸是你爸，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我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花店后面的小房间里，一夜没睡。我想起三岁那年，苏德厚喝醉了酒，一脚把我踹到地上，骂我是“赔钱货”。我想起六岁那年，我被塞进面包车，回头看到刘翠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四千五百块钱，哭得撕心裂肺，可她一步都没有追上来。我想起十四岁那年，我被钱家夫妻丢在汽车站，身上只有五百块钱，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我想起那些年，我在工厂里累得直不起腰，手指被机器压得血肉模糊，我咬着牙，不去想什么家，不去想什么父母，因为我知道，我没有。

那个女人，她有什么资格说她是我的妈？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苏德厚和刘翠花把我告了，要求我支付赡养费，每月五千元，并一次性补足过去二十年的赡养费，共计一百二十万元。

我拿着传票，坐在花店里，看着那些文字，忽然觉得很荒诞，荒诞得想笑。

我把传票拍了照片，发给了苏瑶。

苏瑶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她的声音在发抖：“姐，他们也收到传票了，他们也告了我……”

我们姐妹俩隔着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

“姐，你说……他们怎么能这样？”苏瑶的声音带着哭腔，但更多的是愤怒，“他们把我卖掉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把你也卖掉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是他们的女儿？现在老了，病了，没钱了，想起还有两个女儿了？凭什么？”

我握着手机，眼眶发酸，但没有哭。

“瑶瑶，别怕，有姐在。”

开庭那天，我和苏瑶站在被告席上。苏德厚坐在轮椅上，被刘翠花推着进了法庭。二十多年没见，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两只眼睛浑浊无光，跟我记忆中那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判若两人。

刘翠花也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站在法庭上，红着眼眶，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法官开始审理。刘翠花哭着说，他们老了，身体不好，没有收入，两个女儿却不管他们，天理不容。

轮到我们发言的时候，我的律师把一份材料递了上去。

“法官，我的当事人苏念，六岁时被亲生父母以四千五百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她的妹妹苏瑶，刚满月就被亲生父母以三千元的价格卖掉。二十多年来，两姐妹没有得到过亲生父母一分钱的抚养，没有享受过一天来自父母的关爱，她们完全是靠自己活下来的。”

律师的声音很平静，可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法庭里每个人的心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我的当事人苏念和苏瑶，在未成年时期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父母的抚养，她们的父母不仅没有履行抚养义务，反而将她们作为商品出售，牟取利益。”

法官翻看着材料，脸色越来越凝重。

“法官，我想请问原告，”律师转向刘翠花，“你们把两个女儿卖掉的二十多年里，有没有想过，她们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想过，她们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想过，她们会不会被人欺负，会不会被人打骂，会不会在深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哭？”

刘翠花低着头，不说话。

“你们没有。”律师说，“你们卖掉女儿之后，拿着那些钱，喝酒、赌钱、挥霍一空。你们从来没有找过她们，从来没有问过她们是死是活。现在，你们老了，病了，没钱了，想起还有两个女儿了。你们觉得，这公平吗？”

法庭里一阵骚动。

我站在被告席上，手心里全是汗，可我的心前所未有地平静。

法官沉默了很久，然后看向我：“被告苏念，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抬起头，看着法官，又看了看原告席上的苏德厚和刘翠花。

“我没什么想说的。”我说，“我只想告诉法官，我可以每个月给他们赡养费，法律规定多少，我就给多少。但我养不起他们——不是钱的问题，是我的心，养不起。”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我的心，在六岁那年被卖掉的那个晚上，就已经死了。”

苏瑶在旁边哭出了声。

法官最后宣判：苏德厚和刘翠花在苏念、苏瑶未成年期间，未履行抚养义务，且存在将子女作为商品出售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根据法律规定，苏念和苏瑶的赡养义务应酌情减轻。判决苏念每月支付赡养费八百元，苏瑶每月支付赡养费六百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很好。

苏瑶挽着我的胳膊，眼眶红红的，但嘴角带着笑。

“姐，我们赢了。”

我笑了笑，拍了拍她的手。

“不是我们赢了，是我们终于可以放下了。”

那天晚上，我给刘翠花转了第一笔赡养费，八百块。

我坐在花店里，看着转账成功的提示，心里没有恨，也没有释怀，只有一种空荡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平静。

苏瑶发来消息：“姐，我也转了。”

我回了一个“嗯”。

窗外的夜色很安静，花店里的百合花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我关掉手机，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窗边，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个被父母卖掉的孩子，蜷缩在面包车的后座上，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二十多年后，我有了自己的花店，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个虽然不完整但互相支撑的妹妹。

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自己从泥潭里拔了出来。

而那两个把我推进泥潭的人，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把他们拉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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