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八十一难”，成为袁隆平

今天，是袁隆平院士诞辰96周年的日子。

袁隆平原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差点成为一名飞行员，最终把一生献给了稻田。

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3年“野败”横空出世，袁隆平用了近十年走过了杂交水稻最艰难的求索之路。

今天，我们从《大国士》一书中摘录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袁隆平那些几近中断的至暗时刻：秧苗被连夜拔光、台风淹没试验田、研究陷入瓶颈……但他从未退却。

谨以此文，纪念袁隆平院士。

走过“八十一难”，成为袁隆平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曾有机会翱翔天空，最终把一生献给了稻田和大地。

在成为举世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以前，袁隆平已度过30余年艰难求索的时光。

有无数个时刻，他的研究几乎要中断了：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后，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图确定了，试验却迟迟不成功；在湖南，他宝贝万分的水稻被人连夜拔光，团成泥团扔进废井；在海南，台风来袭，大雨倾盆，试验田顷刻间变成汪洋……

“袁老师是一个坚持创新、矢志不渝的人，他遭遇困难绝不退缩。”当年从湖南安江农校就跟随袁隆平的李必湖、尹华奇，对《环球人物》记者如此评述老师的前半生。如今，他们也到古稀之年了，但研究杂交水稻的苦难与辉煌，依然历历在目。

以为田园很美，却发现农村“又苦又脏”

1930年，袁隆平出生。他名字里的“平”，取自出生地北平。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是东南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这一年正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母亲华静，婚前在安徽教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家家境不错，一个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细节是：袁隆平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为他接生的正是我国妇产科创始人、著名大夫林巧稚。

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家庭的力量不足以抵挡时代的洪流。光是小学，袁隆平就在汉口、澧县和重庆念了3所。他见过日本飞机轰炸，目睹过尸横遍野，很早就明白要想不受欺侮，国家必须强大。上小学时，他开始向往田园，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学农”。

到1949年填报大学志愿时，父亲希望他学理工或医学，前途很好。母亲则觉得将来当农民，“那是要吃苦的”。袁隆平争辩，母亲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

不久之后，袁隆平对农村的浪漫幻想就要被现实打破，但这样的乐观和理想主义，却成了袁隆平人生的底色——在西南农学院，袁隆平去四川大足县参加了3个月的土改。他住在农民家里，和他们一起在土锅里烧饭，在破被子里睡觉，这才发现“真正的农村又苦又脏又累又穷”。但既然看到了农民这么苦，他就想为农民做点实事。

年轻的袁隆平也有过其他的发展可能。抗美援朝开始后，国家决定在大学生中选招一批飞行员。西南农学院仅有8人被选中，袁隆平便是其中之一。就在即将前去受训的前夕，袁隆平突然得到通知，“大学生一律退回”。原来，国家决定开始进行为期10年的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这或许也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袁隆平曾有机会翱翔天空，但最终还是属于脚下这片大地。此后的近70年里，袁隆平执着向前，把人生“插秧”在了中国大地上。

1953年，袁隆平大学毕业了，要前往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湖南安江。母亲陪着他，脸贴着地图找了很久，才在密密麻麻的点中找到这个小点。跟4年前得知儿子决定学农时一样，华静叹了口气，又一次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但到了安江农校后，袁隆平觉得“倒还可以”。学校后面就是沅江，袁隆平行李一放，就跑到江中游泳。在后来艰苦的科研生涯中，畅游沅江给了袁隆平不少慰藉。

一篇关键论文，拉开中国杂交稻研究序幕

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他亲眼见过至少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自己也常常吃不上饭，饿极了，米糠、草根、树皮都吃过。他深刻理解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没有粮食太可怕了，什么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

袁隆平因此选择研究水稻。当时学术界认为水稻这种雌雄同株的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却认定，人工杂交稻可以获得杂交优势，结出又大又饱满的谷粒。他开始寻找可供杂交的天然雄性不育株。

1964年入学的李必湖，一进学校就发现袁隆平“和一般老师不同”。当时的水稻在7、8月间扬花出穗，正是湖南最热的时节，中午大家都在家午睡，唯独袁老师拿着放大镜在田里找来找去。“我问他在做什么，他很耐心地告诉我，是在探索和研究杂交水稻。”李必湖是安江农校特招的农民学员，是抱着“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迫切需要来的，他决心投入袁隆平门下。

水稻雄性不育的表现，是雄花不开。一株稻穗能开200—300朵稻花，每朵花的直径不过三四微米，从开放到关闭也就1个多小时。袁隆平每天吃了早饭就下田，带两个馒头、一壶水，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家。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寻找的过程堪比大海捞针。

“袁老师很能吃苦，他不戴草帽，也不戴斗笠，赤脚站在田里。大太阳晒着，脚下是冷水、泥巴和蚂蟥，要有极大的毅力才能坚持的！”李必湖回忆道。

袁隆平妻子邓哲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这是袁隆平发现的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找到了，就要抓紧开始繁育工作。袁隆平请学校总务主任帮忙，跟一家陶瓷厂讨要了数十个报废的坛坛罐罐用来育种。他有空便守着这些破烂坛罐，一个人走在路上念念有词。有人私下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1965年冬天的一个凌晨，袁隆平突然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拧亮了台灯，开始伏案疾书。妻子邓哲醒来，看见袁隆平在写些什么，没有上前打扰。此刻，两人都不知道，袁隆平所写的这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即将改变他的一生，也将改写中国农业的历史。

1966年2月，《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在《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发表。5月，来自国家科委的指示一级级传达到湖南和安江：要支持袁隆平做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同年6月，由袁隆平负责的科研小组成立，李必湖和尹华奇成为小组成员。

李必湖回忆，“文革”中的研究并不太平，当时造反派有一句话，“打烂坛坛罐罐”。袁隆平不就有现成的“坛坛罐罐”？一天回家，袁隆平发现，几十个坛坛罐罐全被打碎，一地狼藉，到处是被撕裂的秧苗。

用于试验的秧苗，每一年、每一代都直接关联。秧苗断了代，后面的研究也很难进行下去。夜色降临，袁隆平在家中眉头紧皱，却意外等来了李必湖和尹华奇——“我们两个见情势不对，偷偷藏起了3盆秧苗。”师徒3人经过反复繁育，这3盆秧苗有了数百株后代。

1968年夏天，意外又发生了。那年播种后，秧苗长势喜人，袁隆平每天都像小孩一样快乐。5月18日是个周六，袁隆平离开学校，骑车去了妻子所在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惦记秧苗的袁隆平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赶，到了试验田却大吃一惊：田里的秧苗全部不见了。

李必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件事，后来被他们称为“5·18”毁苗事件。袁隆平不死心，找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最后在一个废弃水井的水面上看到了5株漂浮的秧苗，其他的变成泥团沉在井底。这5株大难不死的秧苗，成为袁隆平继续研究的基础。

决定公开“野败”，将秧苗插在祖国的大地上

除了外在的干扰，其实，《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杂交水稻的研究本身也进入了瓶颈期。袁隆平决定带两个徒弟南下，寻找更适宜水稻培育的土壤与环境，以便找到野生的不育株。

一路，可是“九九八十一难”了。1969年冬天，袁隆平带领团队来到云南省元江县开辟试验田，但宏伟计划还没实现就遇上地震，房屋受损不能住人。在篮球场搭起的临时棚子里，袁隆平和学生们同住了足足3个月。这是第一难。

袁隆平又到了广州，从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获得一批水稻，其中几株海南野生稻引起了他的注意。袁隆平在回忆录中说道：“搞水稻的周期很长，本来一年只能出两代。但在海南，因为冬天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每年可以增加一代，即一年三代。”

当时要去海南岛，路途异常艰辛，李必湖至今记忆深刻：“光是办介绍信等手续就已经非常麻烦了。先是学校开介绍信到湖南省科委，省科委又把介绍信开到广东省科委，再从那里开到海南当地科委，最后转到陵水县科委。还有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师徒3人在广州苦等了几个礼拜，才登上“红卫号”轮船。当时我们的经费还很紧张，整个团队一年只有2000块钱，所以只能买三等舱，也就是轮船最底层的通铺。船舱在海水下面，没有窗户、闷，换气还要跑到甲板上。”这是第二难。

袁隆平一行人在“红卫号”上度过了两天两夜。为了保持种子生长，他们把种子贴身绑在衣服里，用体温催芽。“水稻种子发芽的生物学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温度适当发芽还会更快，35摄氏度是非常合适的温度，而人的正常体温恰好是36摄氏度。”李必湖解释道。

到了海南，师徒3人在南红农场落了脚。秧苗种下去的第十五天，海南刮起台风，倾盆大雨，试验田顷刻变成一片汪洋。情急之下，袁隆平带徒弟们和农场工人冒雨下田抢救秧苗。李必湖回忆，他们用平时睡觉的床板，往返数趟，把带着泥巴的秧苗抬回1公里外的住地。这是第三难。

眼看研究一直不顺利，“直到秋天都没什么进展”，1970年，袁隆平决定北上进京向专家请教，留下李必湖和尹华奇两人在海南继续寻找适合杂交的野生稻。

海南的野生稻田位置偏僻，并不容易发现。好在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领李必湖，11月终于找到了一片野生稻田。“我站在田边，观察了不到20分钟，发现在我正前方25米，有3根稻穗的雄花不正常。”

一个疑问涌上了李必湖的心头：“这是不是野生雄性不育株？”

顾不了田里的蚂蟥和水蛇，李必湖脱掉上衣和长裤跳进水中。“当我一步步走到3根稻穗跟前时，确定了这就是野生雄性不育株。袁老师平时为我们打下了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袁隆平从北京回来之后，李必湖马上报告了这一发现。一时不敢相信的袁隆平立即回到现场采集样本，通过显微镜观察，最终确定这就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野生雄性不育株。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呼：“高级！高级！”并正式将这些碘败型花粉败育雄性不育株命名为“野败”。

这一年，袁隆平作出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决定：把海南繁育出的200多粒“野败”种子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100多名科研人员。此举让袁隆平真正“将秧苗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但是，“野败”到底有没有杂种优势？要靠试验说话。1972年初，袁隆平和尹华奇从海南回安江播种，途经通道县时，双江的洪水拦住了两人的去路。摆渡船停运了，袁隆平决定在江边捱一夜。尹华奇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拿着袁老师给的两毛钱，找到附近小商店买了两个饼。一人吃一个饼，等到了天亮。但天亮后依然没有摆渡船，他就在岸边找了个船夫，商量着冒险过江。”船夫说不能保证安全，但袁隆平安慰船夫和尹华奇：“没关系，我水性好，能游泳。”最终，两个人涉险过了河。这是第四难。

同年，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湖南省农科院做了试验，但结果让人失望。“稻子的结实率不太高，不能吃的稻草产量倒是增加了七成。”这是第五难。

袁隆平并不气馁。面对其他研究人员的质疑，他说，从表面上看，试验失败了，因为稻谷减产了；但试验证明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本质上是成功的。“至于这个优势表现在稻谷上还是稻草上，那是可以研究、解决的技术问题。”

1974年，袁隆平团队育成中国第一个强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水稻。第二年冬天，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的国家。1981年，袁隆平等人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从此，他的名字妇孺皆知。

制作｜熊思琪

初审｜熊思琪

复审｜袁子茵

终审｜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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