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我援藏两年回单位那天，局长正在开周例会。
我在会议室门口站了二十分钟，里面的人说说笑笑，茶杯续了一轮又一轮。门推开时，局长看见我，点了下头：“回来了？先回家休息，工作的事过两天再说。”然后继续讲他的PPT，关于下半年的考核指标。
没有欢迎会，连握手都省了。
人事科给我安排的工位在走廊尽头，靠窗，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同事路过会停下来寒暄两句，“西藏怎么样？”“晒黑了啊。”然后很快走开，像是怕沾上什么高原反应。我桌上那盆绿萝枯了，没人换。
接下来的日子很安静。我主动找局长汇报过一次工作，他说“放那儿吧”，就再没下文。办公室的微信群依然热闹，只是没人@我。食堂吃饭，我端着餐盘走过去，原本围坐的几个人会自然让出一个空位——礼貌，疏远。
我安慰自己，也许只是过渡期。
第三个月，开始有人传话，说我在西藏那两年“没干出什么名堂”，具体怎么传的我不清楚，但隔壁办公室的小张提醒我：“哥，你那个援藏鉴定报告，局长好像没签字。”
我才知道，原来援藏回来要凭那份报告定岗定级。去问人事科，小姑娘翻了下文件夹：“局长的确压着没批，说再看看。”她欲言又止，最后补了句：“要不你主动找找关系？”
我没有关系。去西藏前我是个边缘科员，去了两年，回来更边缘了。
日子一天天过，梧桐叶子落光了。十一月下旬开始下雪，我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单位，烧水、擦桌子、把走廊的灯全打开。偶尔有加班的人经过，会惊讶地看我一眼，像是没想到还有人待在这儿。
那天下班前，办公室座机响了。
我接起来，对方声音平稳：“请问是陈默同志吗？我是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
我攥着话筒，指节发白。
“是这样，我们在审核援藏干部档案时，发现你提交的地质灾害防治报告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采用，作为边境县搬迁规划的基础依据。这个情况你当时没有在鉴定材料里体现？”
我愣了两秒：“我……写了，在附件里。”
“附件我们看到了一部分，但不够完整。组织部下周会派工作组去你单位复核，请你准备一下原始材料。”对方顿了一下，“另外，部长让我转达，边境三个县的地质数据因为你的工作，得以在入冬前完成转移安置。这个贡献，组织是认的。”
电话挂断后，办公室很安静。窗外的雪还在下，单位的灯一盏盏灭了。我坐了一会儿，打开抽屉，翻出那个磨破了边的文件袋——里面有三十七份手写的勘测记录，八张手绘的地质剖面图，还有藏民村长用汉藏两语签的确认函。在西藏的两年，我跟着地质队翻过七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有一次差点滑进冰裂缝，是当地向导用牦牛绳把我拽上来的。
那些日子没人知道。我也不觉得需要让人知道。
第二天早上，局长破天荒来找我，笑容比过去三年都多：“小陈啊，组织部要来人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让他们把会议室收拾出来……”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想起在西藏的最后一个黄昏。那位村长用生硬的汉语跟我说：“陈干部，你走的时候，不用回头。”
我确实没回头。
现在也一样。我对局长笑了笑，说：“材料我准备好了，欢迎随时复核。”
转身回工位的路上，走廊尽头那扇窗户透进来的光，正好落在那盆枯死的绿萝上。我停下来，给它浇了水。
有些事，不需要欢迎会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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