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曾是一名美术生，梦想着去巴黎画塞纳河畔的晨雾，画那些充满生命力的面庞。但在1937年的冬天，我被塞进了一身并不合体的土黄色军装，跨过海洋，踏上了一片我不认识的土地。我的画笔被换成了带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我的画布变成了被硝烟和鲜血浸透的江南大地。
那是在十二月，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破败的村庄，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所谓的“清剿”。长官告诉我们，这里藏着游击队，但当我们踹开那些摇摇欲坠的木门时，看到的只有缩在墙角的农夫、老人和孩子。
枪声响了一整个上午，直到枪管发烫，直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腻的血腥味。长官说，这是战争，这是为了帝国的荣耀。可我只看到满地的尸体，那些姿势扭曲、死不瞑目的人们，他们的鲜血在冰冷的泥地上迅速凝结成黑褐色的冰块。
中士村田是个极其残暴的人，他在国内是个屠夫，到了战场上，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待宰的牲口。那天下午的屠杀结束后，村田和几个老兵从一个地窖里又拖出了三个幸存的中国女人。
那三个女人被推搡着摔倒在冰冷的泥地上，距离那些尸体只有几步之遥。一个看起来大约四十多岁，另外两个很年轻，或许还不到二十岁。她们的衣服在拉扯中被撕破了，沾满了泥土和灰烬。
但她们没有尖叫，也许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已经扼杀了她们的声音。她们只是紧紧地抱在一起，像是在暴风雪中等待死亡的鹌鹑，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
村田喝了些从村里搜刮来的劣质白酒，脸色涨得通红。他把一个留声机放在倒塌的石磨上，摇动把手，放上唱片。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后，居然飘出了一段咿咿呀呀的江南小调。
那声音婉转、轻快，原本应该配着小桥流水和春日暖阳，但在满地尸体和浓烈血腥味的映衬下，这音乐显得无比诡异和凄厉。
“让她们跳舞！”村田拔出指挥刀，指着那三个女人大笑起来，“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让这些女人给我们跳舞！”
支那
旁边懂一点中文的翻译官立刻用生硬的汉语冲着她们大喊。那三个女人愣住了，她们惊恐地看着翻译官，又看了看周围端着枪、面带狞笑的士兵，似乎无法理解这个荒谬到极点的命令。
在她们面前，躺着的是她们的乡亲，或许还有她们的父兄和丈夫，而这群屠杀者竟然要求她们在亲人的尸体旁翩翩起舞。
那个年长的女人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她扑向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年轻男人的尸体，死死地抱住他。村田的笑容消失了，他大步走过去，毫不犹豫地用军靴猛踹女人的后背。
女人被踹得在地上翻滚了一圈，嘴角溢出了鲜血，但她依然倔强地看着村田，眼睛里燃烧着一种让人心惊胆战的仇恨。村田举起了枪。
“跳！不跳，就死！”翻译官尖叫着。
那两个年轻的女孩冲过去，死死拉住年长的女人。她们知道，反抗只有死路一条。其中一个穿着碎花棉袄的女孩，颤抖着站了起来。
她的头发散乱着，遮住了半张脸，眼泪无声地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她拉起另外两个女人，三个孱弱的身影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中村，”村田突然转过头，看向一直缩在队伍后面的我，“你不是东京美术学校的高材生吗？拿出你的炭笔，把这幅‘大日本皇军的慰劳宴’给我画下来。我要把它寄回国，让那些报纸看看我们的军威！”
我浑身一震，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看着村田那双因为酒精和杀戮而充血的眼睛，知道如果我拒绝，下一颗子弹可能就会穿透我的脑袋。我像个木偶一样，木然地解开背包，拿出了速写本和一截烧焦的柳枝炭笔。
我的手抖得厉害，比现在还要厉害。
留声机里的江南小调继续咿咿呀呀地唱着，带着一种让人发疯的欢快。那三个女人在刺刀的逼迫下，开始移动脚步。那根本不是舞蹈，那是一场人间地狱里的折磨。
她们光着脚，粗糙冰冷的泥地和尖锐的石子刺破了她们的脚底，每走一步，都会在雪地上留下一个刺眼的血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