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商人支援抗战，却遭勒索削发为僧，朱老总发话：蒋氏不管，我们管

1945年秋，武汉的监狱里，一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被要求拿出黄金换取自由。这个人叫孙鸿仪，抗战时期却以商人身份活动于日占区。外界眼中，他是和日军来往密切的“大汉奸”；在另一份隐秘名单里，他又是新四军急需物资的重要提供者。

两种身份，落在同一个人身上，难免让人困惑。孙鸿仪究竟是在敌占区谋利，还是另有打算？

孙鸿仪早年身在军界，曾任国民党少将，和冯玉祥关系密切。后来因为政治处境变化，他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参议院担任中将参议，名义上级别不低，手中却没有实际兵权。对于一名军人而言，这种处境既尴尬，又容易被边缘化。

1940年，受李济深方面委托，孙鸿仪前往太行山区，与八路军领导人朱德会面。两人虽然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当时共同面对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严峻的抗战形势。谈话持续到深夜，军队给养、武器供应以及敌后抗战的困难，都被摆到了桌面上。

朱德没有绕弯子。他向孙鸿仪说明，豫鄂地区抗日力量物资紧缺，尤其缺少药品和军需品。如果有人能够进入日占区周旋，建立合法身份，再把物资转运出来，便能解决燃眉之急。

孙鸿仪的回答很明确：“让我参加抗日可以，拿枪打中国人，绝不干。”

这句话，决定了他后来要走的路。朱德所说的并不是投降，而是进入敌营后的忍辱负重。身份可以伪装，目的不能改变；可以利用敌人的通行便利，却不能替敌人招募军队、镇压同胞。

同年12月，孙鸿仪前往武汉，与日军驻武汉方面的高级军官阿南惟几接触。两人在战前相识，算得上旧友。此时，一个成了侵略军的重要人物，一个则因失势赋闲。阿南惟几试图利用这层关系拉拢孙鸿仪，希望他组织武装，替日军建立一支听命于日本的力量。

阿南惟几开出的条件很诱人：日军提供军饷和武器，孙鸿仪负责招兵买马，待蒋介石政权被击败后，再由日本退出中国。这样的许诺，表面上说得漂亮，实质却是让中国人替侵略者卖命。

孙鸿仪没有接受伪军事职务。他故意把话题引向经商，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既不会招兵，也难以带兵，只想做生意养活自己。经过周旋，他取得了日军驻武汉司令部签发的通行凭证，并以“洪谊公司”的名义开展运输。

从此，武汉日占区出现了一支颇为张扬的运输队伍。汽车从日军仓库出发，货物经长江水路转运各地，盐、药品、军需物资乃至武器弹药，都在运输范围内。孙鸿仪出入有日军车辆护送，住所附近还有宪兵站岗，市民自然把他视为替日军办事的富商。

有意思的是，越是显眼，越容易降低怀疑。日军看到的是一个贪图财富、热衷排场的商人，却没有想到，部分货物会在转运途中改变去向。

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正式组建前后，豫鄂地区抗日力量急需补充武器、药品和生活物资。孙鸿仪通过秘密联系人取得清单，再利用洪谊公司的运输渠道，把其中一部分物资送往约定地点，交给新四军方面。相关行动持续到抗战胜利，始终没有被日军察觉。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甘愿背负骂名。倘若只是为了发财，他完全可以接受伪职，凭借日军支持扩大势力；但他始终没有把枪口对准中国人，而是把商业身份变成了掩护。

日本投降后，局面骤然反转。孙鸿仪曾与日军高层交往，又替日军运输货物，国民政府据此将他以“汉奸”罪名逮捕。审讯和关押期间，有人提出用黄金换取假释，数额从两千根金条降到二十两。

孙鸿仪拿不出来。他对来人说：“钱没有，脑袋只有一颗。”

这不是故作强硬。抗战期间赚取的钱，大多被他投入物资采购和秘密运输，个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后来，孙夫人四处筹措，才凑足黄金，使他暂时获得释放。此时的孙鸿仪已经重病缠身，还要承受特务的监视和盘问。

更大的打击来自家庭。孙鸿仪与新四军方面失去联系，也无法证明自己当年的真实行动。为了不拖累妻子，他选择离开家庭，前往庐山削发为僧。孙夫人起初不肯，他只好故意发火，逼她另寻生活。

湖北方面得知情况后，曾派人请他下山任职，孙鸿仪以“已经遁入空门，不问世事”推辞。消息传到朱德那里，朱德认为，不能让真正为抗战出力的人被旧案埋没，便表示：“蒋氏不管，我们管。”

后来，孙夫人改嫁的丈夫去世，她带着孩子重新找到孙鸿仪。面对旧日妻子和家庭困境，孙鸿仪最终还俗。1953年，他被聘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住处、工作以及孩子的入学问题，也得到相应安置。

1962年，孙鸿仪病逝于汉口，享年86岁。那个曾经在武汉街头被骂作“汉奸”的商人，直到晚年，仍没有把自己在敌占区承担的风险，写成一份供人传阅的功劳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