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11月，四川绵阳，开国少将熊应堂听到两个儿子被捕的消息，手中的茶杯久久没有放下。传话的人等着他表态，熊应堂沉默许久，只写下一张纸条：“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这八个字很快送到了浙江省委。没有解释，没有托人说情，更没有要求从轻处理。纸条上的字不多，却把一位老将军在亲情与纪律之间的选择，摆在了众人面前。
案件发生在杭州。被告是熊应堂的双胞胎儿子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二人出生于1958年，成长过程中长期依赖家庭背景，行为逐渐失去约束。到了成年以后，他们不仅不思悔改，还把父亲的名望当成了挡箭牌。
事情真正引起社会关注，是因为受害者不断出现。根据当时侦查和审判材料，1974年至1978年间，熊氏兄弟纠集他人，以看电影、听音乐等借口，把女性骗至一处住所，实施侮辱、强奸等犯罪行为，受害者中有女工、学生、教师，也有女军人。
最初，许多人不敢报案。
在那个特殊时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部分人对权势存在畏惧心理。有人即便受了伤害，也担心无人作证，甚至害怕遭到报复。直到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第一名受害者站出来，沉默才被打破。
办案人员曾在住所附近蹲守，发现一名衣衫凌乱、神情惊恐的女子跑出。随后，更多受害者陆续提供证言。案件材料显示，涉案人员不止熊氏兄弟二人，另有多人参与其中，犯罪事实由此逐步厘清。
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庭审现场秩序森严，旁听者中有人民代表、法院工作人员和被告家属。熊紫平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还对审判人员出言不逊，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熊北平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交代了部分事实，认罪态度相对较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他在服刑期间与他人发生冲突，最终自杀身亡。案件的处理结果，成为当时社会法制建设中的一个强烈信号。
有意思的是，熊应堂并非靠关系起家的干部。
他1911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和妹妹也先后离散。1927年，年仅十六岁的熊应堂参加革命，此后长期在部队工作，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负伤。
皖南事变期间，他担任新四军部队参谋长，参与了突围和保存部队力量的战斗。解放战争后期，他率部参加作战，并参与上海地区的解放工作。1955年授衔时，熊应堂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老部下对他的印象，是严肃而不摆架子。缴纳党费时，他通常亲自前往党小组汇报。组织要求上缴私人武器时，他把珍藏的勃朗宁手枪和子弹一并交出。司机曾提醒：“保管员说，这支枪不是从他们那里领的，可以不交。”熊应堂回答：“中央的文件，必须执行。”
这类细节，说明他对纪律并不陌生。
但军人的严于律己，并没有自动变成对子女的有效教育。熊应堂长期在部队任职，后来又被安排到四川工作，家庭教育更多由妻子承担。对两个儿子的纵容和遮掩，使他们在学校、部队和工厂中多次违规，却没有及时受到应有惩戒。
熊应堂也曾试图把儿子送进部队，希望军营能够改变他们。遗憾的是，个别基层干部顾忌其父亲身份，对兄弟二人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客观上又让他们误以为背景能够替代规则。
听到判决后，熊应堂没有提出申诉，也没有动用旧日关系。他给浙江省委留下的那张纸条，既是对司法工作的态度，也是对自己失职的一种承担。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对案件作了通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强调无论犯罪者是谁，只要触犯刑律，都必须依法惩处。对“二熊案”的处理，重点并不在于其父亲是谁，而在于法律不能给特权留下缺口。
那张纸条后来被反复提及，不是因为字写得多漂亮，而是因为落款背后，站着一位知道亲情分量、却没有把亲情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老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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