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12日，江苏常熟，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正在研究淞沪战役命令。此时的他35岁，手里的地图上，常熟到吴淞口相距120余公里，而命令要求部队在5月14日拂晓前赶到吴淞。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军。西线兵团要经过太仓、浏河、嘉定、罗店、月浦、刘行等地，沿途又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区域。按照常识，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攻坚，两天时间很难完成任务。
叶飞没有急着表态，而是把敌情和道路条件重新过了一遍。敌军在这一带并非只有战斗力较弱的第123军，后面还部署着第52军、第54军、第21军以及第99师，合计数个军、十多个师。
他随即赶到三野司令部，当面提出疑问：“两天抵达吴淞，恐怕有很大困难。”
三野首长解释，情报显示太仓、嘉定、浏河一线主要是第123军，部队或许能够迅速突破。叶飞没有争辩，只强调一点：浏河、月浦和国际电台一带，是上海外围防御的关键位置，不能仅凭敌军前线后撤，就判断后方没有硬仗。
这番讨论，恰恰体现了解放军作战中的一个特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却不能轻视敌情。上级希望抓住战机，叶飞则担心命令中的时间安排脱离实际，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快”与“稳”之间。
战斗开始后，最初的情况似乎印证了乐观判断。5月12日上午，第29军向浏河方向发起攻击，守军很快撤退。第28军当晚攻入太仓，嘉定、罗店的守敌也相继后逃。不到一天，几座外围城镇接连被突破，战报一份接一份传到兵团指挥部。
有人兴奋地报告：“部队进展顺利，看来很快就能进入上海市区了。”
叶飞却没有笑。他盯着地图，反问了一句：“敌人都是傻瓜吗？”
在叶飞看来，浏河是上海外围的重要门户，国民党军即使无意死守，也不该轻易把这里完全放空。如此反常的撤退，可能不是溃败，而是诱导解放军快速向前，把主力吸引到预设阵地。
他的判断很快得到验证。第29军推进到月浦时，迎面撞上的已不是仓促撤退的杂牌部队，而是第52军精锐。月浦至吴淞一线，分布着大量钢筋水泥碉堡，堡群之间有交通壕相连，外侧还设置了铁丝网、地雷、陷阱和障碍物。
许多碉堡被伪装成坟包，远看只是荒地上的土堆，接近后才发现里面藏着机枪火力点。开阔地经过人为清理，部队缺少掩护，进攻一旦展开，就会暴露在交叉火力之下。
5月13日，第29军向月浦发起攻击。战士们连续冲击，突破了部分外围阵地，却被敌军炮火和海空支援压住。解放军的简易工事经不起轰炸，电话线不断被炸断，通信人员只能冒险往返前沿与指挥所。
第260团伤亡尤其严重。部队一度只剩120余人，许多营连干部牺牲或负伤。5月14日拂晓，国民党军出动坦克反击，战士们的枪械又被雨水浸湿，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阻击。
3营副教导员张勇带领小部队抵近坦克。当一辆坦克冲向阵地时，他携带手榴弹跃出战壕，与坦克同归于尽。月浦战斗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侧的刘行，同样是一处坚固据点。第28军第244团起初采取连续冲锋，伤亡不小。前沿指挥员观察后发现，敌堡之间并非没有空隙，真正有效的办法不是整团铺开硬推，而是把部队分成若干小组，寻找结合部，逐个爆破、逐个夺取。
被授予“泰安连”称号的第244团第2连，采用这种小群攻坚战术，派出27人的突击队，交替掩护，贴近碉堡实施爆破。一夜之间，他们连续夺取23处地堡，打开了突破口。随后，后续部队突入刘行村，于5月15日歼灭守军。
刘行的战果，让叶飞更加确定，西线部队不能再按原定时间机械推进。他与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联名向三野发电，建议放弃5月15日抵达吴淞的原计划，改用近迫作业和小群攻坚，逐段削弱敌军阵地。
三野司令部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迅速调集地下党送来的敌军工事图，供前线研究。战术改变后，解放军不再以密集队形反复冲击，而是利用夜暗接近，破坏障碍，集中火力啃掉一个个堡群。
月浦方向的战斗持续数日，部队从三面压缩守军。与此同时，其他兵团从浦西、浦东多路推进。5月24日，第9兵团主力渡过黄浦江进入市区，第23军由龙华方向突入，第27军向徐家汇推进，第31军攻克高桥。
5月26日，解放军相继攻克大场、江湾、吴淞以及苏州河北岸市区。汤恩伯将指挥部搬上军舰，向舟山方向撤逃。5月27日，上海守军副司令刘昌义率部投降。历时半个月的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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