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秋，四川石棉矿区医院，一名老人躺在病床上，右眼几乎失明。来访者推门而入，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握住他的手：“你是帅仕高？31年前，我们在一条船上渡过大渡河。”
老人努力睁开病眼，仍没认出对方。陪同人员提醒他：“这是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个名字，帅仕高立刻激动起来。彭德怀没有摆架子，反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自己代表当年渡河的红军战士，专程前来道谢。
这次见面，并非普通探望。彭德怀当时参与西南三线建设工作，途经石棉，原本想去安顺场看看当年的渡口，只因工作紧张未能成行。得知老船工正在医院治眼，他便赶了过来。
谈起红军离开安顺场后的经历，帅仕高的声音低了下来：“你们前脚走，国民党军队就来了。船工四处逃散，我躲进彝区，后来成了奴隶娃子。”彭德怀听完，只说了一句：“让你们吃苦了。”帅仕高擦着眼泪回答：“红军吃的苦，才更大呢。”
这段往事，要从1935年5月说起。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沿会理、西昌方向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向川西北推进。蒋介石判断红军已经陷入险境，命令部队沿大渡河布防，企图凭借天险截断红军去路。
大渡河两岸山势陡峭，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暗礁和旋涡密布。1863年，石达开部曾在此陷入绝境，最终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断言，红军即使渡过金沙江，也难逃“石达开第二”的结局。
红军先遣队没有被这句话吓住。5月24日晚，红一团冒雨抵达安顺场附近，突然向川军驻地发起攻击，仅用二十多分钟便击溃守军，占领渡口。然而，新的难题马上出现：河边竟找不到一条能用的船。
当地船只早被川军和地主强行藏匿，有的甚至装石沉入水底。红军战士搜寻许久，才从一座碉堡附近夺下一条小船。船有了，能否在急流和枪火中操船，仍是生死关。
安顺场一带，船工都知道帅仕高的本领。他二十多岁，自幼在大渡河上撑船，熟悉每一处礁石、险滩和水势变化。红军找到他时，他起初不敢开门。门外的战士说明来意：“我们是红军，过河是为了打倒反动军队。”帅仕高从门缝里观察，发现这些人衣着破旧，却没有抢掠百姓，便打开了门。
他答应摆渡，却提出要吃一顿饱饭。这个要求并不奇怪。一条船要反复往返，船工要顶住水流，还要面对对岸射来的子弹，体力稍差便可能船毁人亡。红军把口粮煮成米饭，帅仕高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随后又找来几名熟悉水性的船工。
5月25日清晨，红一团挑选十七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没人愿意落在后面，甚至有战士哭着请求参战。最终，熊尚林任队长，帅仕高等船工负责操船，第一船就这样出发了。
枪声很快响起。子弹贴着船身掠过，河水又因连日降雨而上涨。船行至河心，突然被一块尖锐礁石卡住，船身剧烈摇晃。帅仕高和船工跳上礁石，合力把船推出险处。岸上的红军炮火及时压制敌军，两发迫击炮弹击中对岸碉堡，突击队才得以登岸。
船靠岸后，战斗并未结束。船工们继续往返，把后续部队送过大渡河。红军还设法打捞出被沉入水中的船只，逐步扩大渡河通道。此后七天七夜，帅仕高召集来的船工增至77人，分成四班轮流操船，先后运送七千多名红军渡河。
这场摆渡并非没有代价。九名船工牺牲，红军也有二十多人在渡河过程中落水遇难。安顺场渡口打开的缺口，使中央红军没有被困在大渡河以南。随后，红军又决定夺取泸定桥，5月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大部队最终通过了这道天险。
红军离开后，川军和地方势力展开报复。帮助红军摆渡的船工被追捕，帅仕高的父亲被抓，他本人只能逃进大凉山，隐姓埋名谋生。这个船老大一走，就是17年。
1950年，刘伯承得知安顺场船工流落各地，曾组织人员寻找。1952年，刘伯承又把帅仕高的情况告诉彭德怀。后来，解放军在大凉山发现一名住在牛棚、双语皆通的“独眼奴隶”，确认他正是当年的帅仕高，才把这位失散多年的船工接回家乡。
回到安顺场后，他分到了住房和生活资料，结束了长期漂泊。多年以后，杨得志等老红军将领重走长征路，也曾到渡口看望他。帅仕高于1995年去世，享年84岁。那条曾载着十七名突击队员冲入枪林弹雨的木船，后来按原尺寸复制，陈列在安顺场纪念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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