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分别指哪五位？他们各自取得了哪些成就，其中谁的成就最大？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城楼下人山人海，礼炮声此起彼伏。与许多身经百战的将领相比，延安五老并不以战场指挥闻名，却在教育、财政、司法、宣传和政权建设等方面，撑起了革命事业的另一根骨架。

所谓“延安五老”，通常指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和董必武。他们年龄较长、革命资历深，在延安时期以及此前的革命岁月里，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打仗需要将领，建立一个能够运转的政权，同样离不开这些“管根基”的人。

徐特立的革命道路，起点并不在共产党组织之内。湖南善化人徐特立，早年投身教育和反清革命，曾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那一年，他已经50岁，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这个年龄并不年轻。

1928年，徐特立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主要负责苏区教育工作。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推动创办列宁小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读书机会。有人曾问他，战争年代为何还要办学校？徐特立回答：“革命不能只看眼前，还要给将来准备人才。”这句话，很能说明他的着眼点。

抗战时期，徐特立担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后来又在延安负责宣传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72岁，仍参与国家文化教育和宣传事业。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林伯渠的特点，是革命资历极深，而且长期处理财政与政权事务。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1921年，他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党内较早的一批革命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伯渠曾负责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红军能不能吃饱、武器能不能补充、根据地的行政机构能不能维持，都与财政密切相关。这些工作少有硝烟，却直接关系到革命能否持续。抗战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承担重要政务，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1949年后，林伯渠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吴玉章是五人中极具学者气质的一位。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反清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把教育经验带入革命队伍，参与培养干部、传播文化。

延安时期，吴玉章主持过鲁迅研究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学校创建时期的重要负责人。人民大学承担着培养财经、政法和社会科学人才的任务，吴玉章为新中国建立新型高等教育体系付出了大量心血。1966年12月12日，他逝世，享年87岁。

谢觉哉则与法律和政务关系最为密切。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编辑报刊、从事宣传，也担任过中央内务、司法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不是军事将领，却熟悉基层社会和政权运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制度都需要从头建立，司法机关尤其如此。谢觉哉参与起草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后来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4月，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董必武的经历，则把革命创建、根据地建设和国家法治连接在了一起。湖北黄安人，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人。1921年，他与陈潭秋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重要创建者之一。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长期负责党政、财政、统战等工作。抗战期间，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参与华北解放区政权和经济建设。这样的岗位不在前线，却需要极强的政治判断和组织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参与筹建政法干部学校，推动法律人才培养。1954年，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8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3年，董必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若问五人中谁的成就最大，答案往往指向董必武。原因不只是他后来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更在于他的革命履历横跨建党、苏区、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政权建设多个关键阶段，在党和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留下了长期影响。

不过，“成就最大”并不等于其他四人贡献较小。没有林伯渠的财政与政务，没有徐特立和吴玉章的教育文化，没有谢觉哉对司法制度的奠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机器也难以迅速运转。五位老人分工不同，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延安五老”这个历史称谓的真正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