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在澳大利亚生活40年，回国张口就想150万人民币在上海买房

二叔在澳大利亚生活40年，回国张口就想150万人民币在上海买房

二叔要回来的消息，是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天傍晚我正蹲在单元楼门口择韭菜，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筒里传来我妈压低的声音，像是怕被谁听了去。你二叔定了机票，下个月十五号到，说是要回来定居了。

我手里的动作停了停。二叔这个名字，在我家是个被供在神龛上的词。四十年前他走的时候，我刚满周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是我爸从牙缝里省出钱给他买了那张去澳洲的单程票。他走那天，我奶奶哭得晕过去两次，说这辈子怕是再见不着这个儿子了。后来奶奶活到八十六岁，走之前一直念叨二叔的名字，可二叔那年正赶上生意上有个大单子，没能回来。这是我爸心里的一根刺，逢年过节喝多了酒就要拔一拔，每次都扎得自己鲜血淋漓。

二叔在澳洲到底做什么，我们家没人说得清。每年春节他会打个电话回来，信号断断续续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漂过来。他说在那边做贸易，具体的也从不细讲。偶尔寄些照片回来，站在悉尼歌剧院前面的，靠在黄金海岸椰子树下的，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看起来过得不错。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和一两句问候，字迹潦草得像医生开的处方。我妈把这些照片塞在一本旧相册里，放在电视柜最底下那层，我爸嘴上从来不提，可我知道他隔段时间就会翻出来看。

二叔回来的那天，我和我爸去机场接他。六十三岁的人了，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穿一件米色的风衣，推着两个大箱子走出来，腰板挺得笔直，跟周围那些拖家带口灰头土脸的旅客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他远远看见我爸，快步走过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忽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四十年啊，四十年的距离不是一句“哥”和一声“二弟”就能填得平的。还是二叔先伸出手，在我爸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说我回来了，哥，我这次是真的回来了。我爸眼眶红红的，喉咙里含混地应了一声，转身去帮他搬箱子。

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油焖大虾，都是二叔年轻时爱吃的。二叔吃得不多，每样尝一口就放下筷子，说在澳洲这些年吃得清淡惯了，油大的东西反而不太适应。我妈脸上的笑僵了僵，又赶紧给他盛了碗汤。席间二叔说起在澳洲的事，说他后来自己开了家小公司，做中澳之间的货代生意，这些年攒了些钱，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走了。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放下汤碗，扫了我们一眼。我在上海看中了一套房子，不大，六十来平，够我一个人住了。房东急着出手，要价一百五十万，我觉得挺合适。我想着你们先帮我垫上，回头我在澳洲那边的资产处理完了就还你们。

饭桌上忽然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转动的声响。我爸端着酒杯的手悬在半空，我妈的筷子停在盘子上方。一百五十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父亲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维修工、母亲在街道办退休金刚够买菜的家庭来说，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我去年刚把房子的贷款还清，装修的钱还欠着亲戚两万没还完。我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到手三千二，我在单位开车，工资加补贴勉强够一家三口嚼用。孩子开学要交课后服务费，我妈的降压药也该续了，这些都在等着下个月的工资。

那顿饭草草收了场。二叔被安排住进我爸妈那屋的次卧，是我小时候住的房间，墙上的贴画早撕干净了，换成了我妈前些年糊的碎花墙纸。晚上我听见我爸在客厅里跟我妈低声说话，声音压了又压，可隔着一道墙还是飘进来几句。妈说要不把咱俩那点积蓄拿出来，再跟亲戚借借，凑个首付也行。爸沉默了半天，说你疯了吧，一百五十万，不是十五万。再说他在那边到底什么情况，钱是赚了还是赔了，咱谁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买早点，在楼道里碰见隔壁王婶。她拎着菜篮子探头探脑地往我家方向看，问我听说你二叔从国外回来了？在澳洲发了大财吧？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快步走开了。可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似的，不出三天，整个小区都知道了老李家那个在澳大利亚待了四十年的弟弟回来了，说是衣锦还乡，要在上海买房子。

二叔倒是不着急，每天穿着那件米色风衣在小区里遛弯，见人就笑呵呵地打招呼。有人问起他在国外的事，他就说挺好挺好，那边环境不错，但终究是落叶归根。可归到根上就要一百五十万的房子，这话传出去，邻里们看我们家的眼神都变了。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卖豆腐的老刘头拉着她问，你家老二是不是在澳洲挖金矿了？我妈哭笑不得，回家跟我爸说，我爸闷着头抽烟，一根接一根。

事情是在第三周起了变化。那天二叔说要去上海看房子，让我开车送他去高铁站。一路上他坐在副驾驶座，指着窗外问这问那，说这些年国内变化真大，都快不认识了。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却在盘算那张银行卡上的余额。到了车站他下车，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说大侄子，钱的事你别犯愁，二叔不是那种没分寸的人。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一酸。分寸，什么分寸？一个离家四十年的人突然回来张口就要一百五十万，这分寸又该从哪儿算起？

从上海回来那天晚上二叔喝多了。他自己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我爸藏了十年的老酒，说是庆祝房子看好了，就等着付款过户。我爸陪着他喝，两个老兄弟面对面坐着，酒过三巡二叔的话开始多起来。说在澳洲这些年不容易啊哥，语言不通被人骗过，生意赔过，住过地下室，吃过一个月的白水煮面。可他都熬过来了，熬到买了房买了车开了公司。但他心里始终空着一块，那块地方叫老家。他说他在澳洲的电视上看过上海的夜景，那时候他就想，总有一天要回来，要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里有个自己的窝，窗户外面是车水马龙，窗台底下种一盆茉莉花，就跟咱们小时候老宅院子里那棵一样。

我爸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抹了把脸，说老二，哥对不住你，那一百五十万，哥拿不出来。我跟你嫂子这辈子没本事，攒的那点钱连给你侄子付个首付都不够。你要是真想回来，哥这房子你住着，咱兄弟俩挤挤也行。

二叔端着酒杯的手抖了抖。他看看我爸，又看看坐在旁边一直没吭声的我妈和我，忽然笑了。那笑里有酒气也有潮气。他说哥你想哪儿去了，我回来是要跟你们一起过日子，不是要掏空你们家底的。那一百五十万是我自己的钱，早就准备好了。我跟你们说要你们先垫上，是试试你们。试试这个家还认不认我。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我爸先是一愣，接着猛地站起来，指着二叔的鼻子说你疯了吧！拿钱试你亲哥！可他的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颓然坐回去，把脸埋进掌心里。我妈在旁边抹眼泪，我也说不出话来。原来这四十年的隔阂比我想的还要深，深到需要用一百五十万来试探亲情的斤两。可这试出来的到底是二叔的薄凉，还是我们这些年被距离磨得日渐稀薄的信任？

那晚过后二叔像是变了个人。他不再提上海的房子，反而开始在小区周边转悠，打听菜价、物业费、社区卫生站的开门时间。有天傍晚我去找他吃饭，远远看见他蹲在小区花坛边上，跟几个下棋的老头聊得热火朝天，说的是这地方的旧事，哪儿以前是条河，哪儿原来有家包子铺，比他这个离家四十年的人还清楚。看见我过来，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说你爸年轻时就在这条街上追你妈，对不对？

后来二叔在上海那套房子终究是买了。但钱是他自己的，全款付清，没用家里一分一毫。过户那天他特意拉上我们全家去上海，说是认认门。房子在浦东一个不算太新的小区里，六楼没电梯，他爬得气喘吁吁却满脸是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推开窗户，外面是连绵的楼群和远处一道灰蓝色的天际线。他指着窗台说就这儿了，回头买一盆茉莉放着。

回来的火车上二叔靠着窗打盹，花白的头发被过道风吹得一翘一翘的。我爸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的睡脸忽然低声说，你二叔老了，步子都慢了。我嗯了一声，想起四十年前他离开时的背影，那时候他年轻腿脚快，几步就消失在村口的老槐树后面，连头都没回。而如今他回来了，带着攒了四十年的钱和一把老骨头，想在这片他离开太久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车窗外面的田野和村庄飞快地向后退去，天色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二叔醒了，揉揉眼睛问我到哪儿了，我说快到了。他点点头，望向窗外一片模糊的夜色，忽然说其实在澳洲这些年，我每年除夕都包饺子，包得不好看，馅儿老是漏。但我就想，我哥我嫂子我侄子肯定在吃饺子呢，烫嘴的那种，咬一口油汪汪的。

那一刻我鼻子酸得厉害，别过头假装看风景。玻璃窗上映出二叔的脸，眉眼间依稀还有我爸年轻时的影子。我忽然明白，那一百五十万从来就不是钱的事，是一个离家太久的人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证明自己还想回来。他用了一个笨办法，差点把好不容易接上的线又扯断了。好在这条线虽细虽旧，到底没断干净。窗台底下那棵茉莉还没种下，可春天快到了，花市上该有卖的了。我打算下周末去挑一盆，等二叔搬过去的时候给他送去。就放他指过的那块地方，让花朝着外面的车水马龙开。毕竟那是他念叨了四十年的繁华，也是他赶了四十年的路才终于走到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