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叩响大学之门

在湖北，中建三局是响当当的建筑业老大，凡属最重要、最雄伟、最漂亮的建筑，多半由三局建造。就是在全国，三局及其下属企业的名气也是够大的。改革开放初期，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由三局创造的，从那以后，“深圳速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和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的象征，响彻神州大地。说来也巧，中建三局正是我由一个普通建筑工人走进大学之门的起点。

我与中建三局走到一起，是在1976年冬季。转眼就快40年了！那时，我从四川冕宁县团结公社的知青点被内招到中建三局当工人，那个知青点是三局二公司成都子弟上山下乡的集中安插地，负责当地知青工作的带队干部吴乾兑书记（当时兼公社副书记，我们知青都叫他“老吴”），属于三局二公司派出的正式干部。记得那年冬天武汉奇冷，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大地白茫茫一片，皆被尺把厚的积雪所覆盖。经过两天两夜乘火车（当时从成都来武汉须在郑州转车）再转汽车奔波，最后抵达三局二公司当时的驻地纸坊镇时，举头望去，真怀疑是到了大东北林海雪原深处的某山村，因为从小到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二公司的驻地除了一栋孤零零的办公楼外，其他的全部是油毛毡铺顶的干打垒简易房，一排排贴山脚（青龙山）而建，完全像一个村庄。“村民”们的住房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墙，完全不隔音，也全无隐 私可言，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呼朋引类，和谐共处，显得十分亲热。

▲ 1977年，在中建三局当工人

1977年春节刚过完，我便与其他知青一道参加了二公司组织的青工培训，并很荣幸地担任了培训班班长。当时的青工教育抓得很紧，记得当时是由劳资科朱先明同志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劳资科副科长马晓舟主持动员大会，科长梁其堃（后来曾出任二公司总经理）亲自作动员报告。除例行的政治教育外，也有很多业务培训。印象深刻的，一是老职工介绍的二公司“铁脚板”精神。三线建设时期，公司从四川渡口转战贵州平坝时，在车辆不足的情况下，为早日完成建设任务，近百名职工自觉自愿打着背包，扛着红旗，翻山越岭，集体行军整整十天，一路步行到昆明，然后乘车辗转到达贵州平坝。这种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正是当时二公司半军事化管理与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争先精神的写照。二是有关公司管理规定的宣讲和讨论。尽管比较烦琐，但将当工人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以及应该遵守的劳动纪律都讲得清清楚楚，足见当时的管理是十分规范和严格的。青工培训的最后阶段，是前往青山石化建设工地实习，集体住工棚，每天用隔热材料和防水布缠裹化工管道。这种体力劳动对我们当过知青的人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但体现出当时的青工培训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做得相当认真。

经过青工培训之后，我被分到二公司三处当钳工，成了一名地道的建筑工人。师父叫李成林，记得是四川遂宁人，为人老实厚道，技术很好，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一心要栽培我成为一名好钳工。而我心目中的楷模，则是当时的全国工会主席倪志福，因为他曾经是一名技艺精湛的钳工，还著有《倪志福钻头》等专著。我暗地里使劲，一定要奔着八级钳工去，赶超倪志福（当然只是在技术方面），为此还购买了几本有关钳工技术和如何看图画图的书籍，并私下配制过好几把钥匙，以磨炼自己的钳工手艺。

但我的八级钳工梦很快就中断了。在钳工班没干几个月，我便被领导“以工代干”，调到处党委办公室做秘书，主要为领导写讲话稿，整理和传送文件，做会议记录，搞点宣传报道等，又被打回了“知青”（即有知识的青年，当时仅高中文化，尚不敢妄称知识分子）的原形。老实说，当秘书似乎还没有当钳工过瘾，因为总有点打杂的感觉。况且当时三处的领导，如白乃孝处长（后成为二公司总经理）、赖文明书记，讲话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喜欢讲大白话，对情况又无比熟悉，基本不怎么看我精心起草的讲话稿，认为太文绉绉，因此我总感到很郁闷。

在三处期间，有几件印象十分深刻的事，纵使过去了几十年，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一是住工棚。当时的建筑工地条件异常艰苦，无论干部、工人，一律住简陋的工棚。冬天奇冷，夏天酷热，人声嘈杂，夜间难以入眠。幸好我还有下象棋的爱好，当知青时一度靠此“吃饭”（即代表公社参加象棋比赛挣工分），棋艺也还不赖，因此在工棚中的棋摊子上很受欢迎，交了不少朋友。当时三处正为青山热电厂修建100多米高的烟囱，作为武钢引进的1.7米轧机的辅助工程，我最羡慕的就是武钢职工待遇很好，能住上正规宿舍，随时可以洗热水澡，企盼建筑工人的生活条件能有所改善（听说今天工人都住上空调房了，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二是打“歼灭战”。每到工期紧张，眼看不能如期完工时，处领导（有时甚至是公司领导）就会祭出撒手锏：打“歼灭战”！即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全体出动，传砖搬瓦，加班加点，不舍昼夜，挑灯夜战，很快便把工期赶上去了。其激励措施不过是一顿免费的加餐，大家都吃得高高兴兴，毫无怨言。

三是学知识。当时工会工作做得很到位，办了很多业余培训班，利用晚上开展各种施工知识和业余爱好培训。记得当时我报了两个班：一个是杨茂林老师办的美术班（他曾经是我们小学的美术老师），一个是刘干事（名字记不清了）办的摄影班。前者只上了几堂课我就溜号了，因为杨老师要从基本功抓起，每次都是画梨子或苹果素描，越画越不像，我就干脆放弃了，以致现在仍为不会画画而耿耿于怀，经常梦到自己变成了神笔马良，突然就画出了很漂亮的画，引来一片惊叹。后者的摄影课我倒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他经常带我们到红钢城一带搞野外摄影和采风，有时高兴了还掏钱请我们撮一顿，至少有啤酒可喝。晚上在他弄的一间暗房中鼓捣冲洗黑白照片，真的还学到了点摄影手艺，在以后谈朋友中派上了用场，为我的夫人拍了几张像模像样的“青春照”，一直保存至今。

正当我在工地过得自由自在、有滋有味时，1977年秋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拂了，邓小平召开了著名的恢复高考招生座谈会，突然间国家宣布要马上恢复高考，而且时不我待，当年就考。这犹如一声春雷，又如久旱逢甘霖，令我们又喜又忧。喜

的是终于恢复了高考，自己有望进大学了；忧的是中学学的那点数理化知识和外语知识早已还给老师，身处建筑工地，一时又找不到任何复习资料，从何复习起呢？但想到自己文科方面一直在坚持自学，从未放弃，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多少有点功底，似还可放手一搏。当我把参加高考的想法告诉领导后，领导一方面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可能又舍不得我走，于是提了个折中办法：基本不给专门时间复习，但同意报考，如果考上了还是支持我去上大学。

这样，我白天继续干工作，晚上则投入紧张的复习。记得参加高考前一天，我拿出几乎全部积蓄很奢侈地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以便能在考试时准确掌握时间。考试当天（12月6日），我早早起来，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步行半小时左右到了青山区市四十八中的一个考场。看到同考场的武钢考生都是由单位派车送考，个个踌躇满志、笑逐颜开的，我心中煞是羡慕，但旋即自我安慰：也许是他们的考生多，我们的考生少，不然领导也同样会派车送考的。如此想来，心态也就平衡多了。

根据自己的特长，我报考的是文科，头天考语文、史地，第二天考数学、政治。以今天高考生的眼光看，我们当时考的东西太“小儿科”了，但想想已离开学校四五年，又从未系统复习过，敢上考场就已经很不错了，当场难倒一大片，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我看到周边有些考生早早就离场了，不知是题目太容易呢，还是根本不会做，尽管心里发虚，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得益于当知青时，就着煤油灯长期苦读的结果，我语文、史地、政治都考得比较顺利，史地连额外的附加题全都做了。感觉监考老师在我身边几次驻足，看我答题，可能觉得这位考生还有点戏。数学则出了问题，因我们在成都学的教材与武汉中学生学的教材内容不大一样，我又一向重文轻理，因此有一道大题都没能做出来，心中很是懊恼。

▲ 高考准考证

参加完高考后，回到工地，忐忑不安地等待发榜结果。一等再等，听说好多考生都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了，但始终不见有我的录取通知书。等到最后，基本绝望了，心想只好等来年再考了，并着手搜集武汉的中学数学教材，拟重新系统复习数学，补上短板。谁知命运突然有了转机，一天，收发室小李欣喜地通知我，说有我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后打开一看，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注明为“走读生”，报到地点为湖北京山。我当时感到很纳闷：一是我并未填报过华中师院历史系，而是填报的北大、武大的哲学系和历史系；二是什么是“走读生”，如何到京山“走读”？经请教三处的几位老大学生（都是业务负责人），他们都鼓励我无论什么学校，无论什么方式，先去了再说，况且，华中师院还是一所声誉很好的名牌师范学院。于是，我下定了读华师的决心。后来才知道，我被华师录取，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因为当时无人指导，报考学校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理解填写志愿，那年北大与武大都是同一批次录取，我文科考得较好，差点被北大录取，但因数学没考好，北大决定不录取我时，武大也早录满了。结果，阴差阳错，被求贤若渴的华师以“走读生”名义录取，以致当我去京山分院（因校舍维修，华师1977级文科新生都先在那里学习半年）报到时，同学们都已上课一周了。据说，1977级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一，我能作为其中一员走进大学校门，已是很幸运了！再后来，两位曾到省招办录取我的历史系老师，非常自豪地对我说：没想到，我们竟为华师捡回了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校长！我与这些人都素不相识，但他们却能如此热心地为国家发掘人才，足见即便是在“文革”之后，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好的。

从中建三局到华师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我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由学生而教师，由教师而教授，由教授而校长、书记，直至今天仍在高等教育战线奋斗，为国家培育人才。这些年，我曾到过许多国家，也曾获得过这样或那样的荣誉，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居何职，无论有多大的名气，我始终记得我的根，记得我开始出发的地方，记得我曾经是中建三局的一员。对当时曾经帮助过我的三局每一位领导、我的师父、普通工友都充满感激之情。时至今日，我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去华师报到，就是由曾经是我的领导，同时又是我家邻居的朱先明同志用机动三轮车（当时叫“蹦蹦车”，因开起来颠簸得厉害而得名）将我连人带行李，由二公司所在的纸坊镇送往桂子山，然后再由学校派卡车送往京山分院正式报到。

▲ 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旧址（局部）

▲ 作者（前排左二）与1977级历史系同组同学留影于京山分院

2009年，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恢复高考的电影《高考1977》。当剧组来武汉做宣传推介时，我有幸被邀请作为1977级代表，与该片导演江海洋，主要演员孙海英、周显欣，以及建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武大查全性院士一道，作为嘉宾在台上发表感言，并同观众互动。当时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我不仅简单介绍了我如何从一个普通建筑工人考上大学的经历，而且，深情地寄语在座的同学们和普通观众：从建筑工人到大学生、从大学生到大学校长并非遥不可及，关键在于要有梦，要敢于追梦，要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

今年恰逢中建三局成立50周年，中建三局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还有一种可以滋养我一生的精神财富，它由三种精神所构成：争先精神（由“铁脚板”故事体现的不畏艰难、乐于奉献、团结争先）、集体主义精神（三局始终像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大家庭）、乐观主义精神（建筑工人往往天性乐观、幽默，来自四川和贵州的老一辈职工尤其如此）。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所有三局人：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一定不要丢了自己的精神，一定要永远充满自信！将中国梦、企业梦、个人梦融为一体，不断筑梦、追梦、圆梦，让梦想成真！

（本文系2015年3月为纪念中建三局成立50周年而作）

马敏著《七十杂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七十杂忆》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马敏教授回顾自己七十年人生的回忆录，全书分为“忆事篇”和“怀人篇”两大部分，通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作者从童年至今的人生历程、学术生涯以及对他影响深远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