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冬，江苏高邮城外，粟裕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而是一群拒绝缴械、仍企图凭借城防负隅顽抗的部队。高邮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日战争最后一战，争议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谓粟裕抗战打响“三个第一枪”，并不是说他包办了新四军全部战斗的开端，而是分别对应三个有明确范围的历史节点：江南新四军抗战第一仗，华中对日局部战略反攻的起点，以及抗日战争结束阶段的最后作战。
第一个节点，要从1938年6月17日的韦岗伏击战说起。陈毅、粟裕率部在镇江附近设伏，攻击日军运输车队，取得了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首次胜利。粟裕后来以“处女奏凯还”形容此战，陈毅也留下“镇江城下初遭遇”的诗句。
这些文字影响很大。长期以来，韦岗战斗被许多人直接视为新四军首战，甚至军史宣传中也常有这种说法。但随着史料进一步整理，时间更早的蒋家河口战斗被重新确认。
1938年5月12日，高敬亭指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这是新四军成立后对日作战的先声，比韦岗战斗早一个多月。过去江南部队与江北部队联系不便，陈毅、粟裕未必能够及时掌握这一战况，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并不奇怪。
因此，较为严谨的表述应当是：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抗战第一仗，韦岗战斗则是江南新四军抗战第一仗。地域限定一加上，历史事实就清楚了，也避免了把不同战区的战斗混为一谈。
第二个“第一枪”是车桥战役。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车桥地区发动攻势，经过连续作战，攻克车桥据点，并歼灭、俘虏一批日伪军。这场战斗的价值，不只在于拔掉一个据点，更在于作战方式发生了变化。
此前，华中敌后战场长期处于相持状态。日军依托据点、交通线和伪军力量压缩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往往需要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寻找机会。车桥战役显示出新四军已经能够集中兵力，主动选择战场，对日伪军实施较大规模攻势。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称车桥之役“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记录”。这里的关键词是“华中”和“较大规模攻势”，不是泛指整个敌后战场。山东根据地在相近时期也有局部反攻行动，所以把车桥战役称为华中对日局部战略反攻的第一枪，范围必须限定在华中。
有意思的是，第三个“第一枪”最容易引发争论，因为它牵涉到战争究竟何时结束。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并不等于所有日军都立即放下武器。部分日伪军仍控制城镇和交通要点，拒绝向人民军队缴械，甚至继续以武力阻止接收。
高邮战役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新四军在苏中地区发起高邮战役，经过攻坚迫使守军投降。日军此前态度强硬，甚至扬言北上收复宝应。对这类拒不投降、继续占据中国领土的武装进行作战，显然不能简单排除在抗日战争的收尾阶段之外。
问题在于，高邮战役结束后，粟裕并没有让部队长期休整。按照原有部署，高邮与陇海路东段作战本就是相互衔接的整体行动。高邮战斗刚结束，部队便转向陇海路东段，在停战令生效前继续打击拒不投降的日伪军。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安排，规定1月13日24时起停止军事冲突。粟裕原计划在这一时间附近发动陇海路东段战役，得知停战消息后，将行动提前。战役持续到停战令生效前后，正好处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军事冲突转换的交界处。
有人据此认为，最后一战只能叫陇海路东段战役；也有人把高邮战役单独列为抗战最后一战。其实，两战并非彼此割裂。粟裕的作战计划本来就是“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前者解决高邮守军，后者继续扩大战果，作战目标和指挥部署具有连续性。
“最后一战”因此存在两种口径：若按单一战斗地点划分，可以强调高邮；若按完整战役行动划分，则应称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把高邮作为纪念名称，并不意味着否认陇海路东段的作战价值；采用完整称谓，反而更符合军事行动本身。
至于“三个第一枪”，关键不在于把称号说得多响亮，而在于把限定条件交代明白。韦岗是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仗，车桥是华中对日局部战略反攻的起点，高邮与陇海路东段则属于抗日战争结束阶段的最后连续作战。这样理解，既保留了粟裕在抗战中的独特贡献，也没有混淆不同战区、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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