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小时候有多聪明，恩师回忆一件往事说明：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1951年9月，北京，毛泽东接见从湖南来的私塾先生毛宇居。多年不见，师生之间没有拘谨的寒暄，谈起的仍是韶山冲里那口井，以及一个少年曾经写下的四句诗。毛宇居后来回忆，毛泽东小时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记性好，而是脑子里总装着问题，遇到事情喜欢追根究底。

那时的韶山，山路、池塘、祠堂和私塾连在一起。少年读书并非整天坐在书桌前，课本之外，田间地头同样是他的观察对象。毛泽东幼年曾在外婆家生活，跟随亲属旁听私塾，较早接触《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别的孩子背熟了便算完成任务，他却常常追问字句的来历和意思。

这种“较真”，在大人眼中多少有些磨人。

书上说“昔孟母，择邻处”，他会问“昔”究竟指什么时候；先生解释得含糊，他并不马上作罢。能找到书，就自己翻。找不到答案，便继续问。聪明的孩子不少，肯把一个小问题反复琢磨的，却并不多见。

1906年前后，毛泽东进入井湾里私塾，毛宇居担任老师。毛宇居是族中长辈，教学讲究规矩，学生不得随意离座，更不能在课间喧闹。偏偏毛泽东不是安静守成的性格，读书读到兴起，便要把同伴带到屋外；山坡、井台，都是他继续思考的地方。

一次，他带着同学到后山活动，被毛宇居叫回。先生准备责罚，毛泽东却没有争辩，只递上刚摘来的野果，说：“先生先看看，若我书背错了，再打也不迟。”这句话带着孩子气，却也说明他知道怎样把僵局化开。毛宇居有火发不出，只好让他当场背书。

责罚暂时放下，考问随即而来。毛宇居指着院中的水井，让他作一首咏井诗，限定四句。少年围着井口看了一会儿，写下“天井方方四壁高，寒泉透底映星涛。学子若鱼囿其内，不跃龙门怎见鳌”等句。

这首诗的具体文字，后世流传存在不同版本，不能把每个字都当作绝对可靠的原始记录。但毛宇居记住的情形大体一致：毛泽东借井说人，把读书人困在狭小环境中的状态写了出来。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能从一口井想到“困”和“跃”，已经不只是背诵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一味排斥先生。私塾教育以经书为主，毛泽东能够熟读《论语》《大学》等典籍，也能在文章中寻找与现实相通的道理。读到《论语》中曾皙谈沂水春风，他曾拿来为外出游玩辩解。先生觉得他调皮，学生却觉得痛快。

同窗给他起过“省先生”的称呼，意思是背书省力、读书省事。别人要花许多天记住的文章，他往往很快熟悉；对对子、背古文，也常能先人一步。可“省事”并不等于不用功。真正让老师感到棘手的，是他记住之后还要改造一番，非得问出自己的理解不可。

毛泽东的聪慧，也体现在对数字和日常事务的敏感上。父亲毛顺生经营农事和粮食生意，家中常有账目、钱粮往来。少年接触这些事情，并没有把读书和生活分开。算盘、账本、田地、收成，都成了他认识社会的材料。后来有人称赞他记性好，毛宇居更看重的，却是他能把书本里的道理拿到现实中检验。

少年时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他关注的不只是人物传奇，还会琢磨忠与奸、强与弱、起义为何失败。接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他开始意识到，所谓“盛世”并非没有危机，国家的富强不能只靠守着旧章法。问题一旦进入脑中，便很难再被几句训诫压回去。

父亲希望他早些回家帮忙，读几年书，学会算账，将来经营家业，这在当时的农村家庭里十分实际。毛泽东却不愿把人生限定在一方田地之间。1910年，他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一次较系统地接触自然科学、地理等新式课程。离家求学前，他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表达的不是少年人的空想，而是对旧生活安排的明确拒绝。

东山求学之后，他进入长沙，接触到报刊、新式学堂和革命思潮。1913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杨昌济等教师注意到这个来自乡间的学生。毛泽东读书范围很广，常在图书馆长时间阅读，也喜欢围绕社会问题与同学讨论。他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满足于“是什么”，还要追问“为什么”和“怎样改变”。

这条路并不是靠一场神奇的“早慧”铺成的。井边作诗也好，背书很快也好，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在于他很早便不满足于现成答案。毛宇居后来谈到这位学生，反复提及的正是“敢想、敢问”。私塾中的一次临场应答，未必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全部未来，却确实让人看见了那个少年身上的棱角：不甘久困，遇事要问，读书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