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敌意，过于离谱

看到有人在自媒体上为华为今年的利润下降和现金流由正转负幸灾乐祸、奔走相告，感觉有必要再为华为说几句话。

说起来华为真是不容易，不但要面对美国协同其盟友的制裁，还要面对来自中文互联网被"特殊照顾"而产生的舆论压力。如果要评选最不容易的中国企业，华为应该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华为是被美国打压最严厉的中国企业。从制裁的广度、深度、针对性以及持续升级的烈度来看，华为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美国对中国企业打压中最严酷、最全面、也最具系统性的。美国以举国之力对其封杀犹嫌不够，还要施压盟友共同压制。

美国以如此空前力度打压华为的原因，是因为华为是一家中国企业，而且横跨软硬件，从通信设备、智能手机、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智能汽车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时挑战美国多家科技巨头的核心利益，至少与思科、苹果、高通、英伟达、英特尔、谷歌、微软、特斯拉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可以说，华为以一己之力挑战了美国半个科技霸权。

从芯片设计到操作系统再到数据库，华为进入的往往是那些技术壁垒最高、国际巨头垄断程度最强又关乎未来产业命脉的领域。要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不仅需要长远清晰的技术愿景，还需要长期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庞大高效的研发团队，对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组织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华为的研发投入在中国企业中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稳居前列。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华为以229.4亿欧元的研发经费位列全球第六，是全球研发投入前十的企业中唯一上榜的中国公司。

一句话，华为啃的大都是其他企业顾虑投入、回报与风险而不愿意涉足的"硬骨头"。这些领域如果不能实现国产替代，就很可能成为美国用来跟我们打科技战、卡我们脖子的重点。

华为不仅是中国反击美国科技战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更是这场博弈中承受压力最大、承担任务最重、取得突破最具有全局意义的核心力量。虽然美国的科技战总体上不成功，距离失败的最终结局也越来越近，但美国选择华为作为对华科技战的重点打击目标，还是有战略眼光的，华为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华为倒在美国的制裁大棒之下，对中国反击美国科技战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影响，有些空白未必有其他企业能在短时间内顶上去。而且，如果华为都扛不住，那么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对是否要进入那些有可能会被美国重点盯防的领域会有更多的顾虑，就会为了避开美国的制裁，选择更加保守的技术发展路线。

反之，只要华为顶住美国制裁的超级压力并实现逆势突围，就不仅能在精神层面给其他中国企业以极大的激励，克服长期存在于中国企业潜意识里的"天花板恐惧"——在芯片、操作系统、高端软件等核心领域不敢超越，甘做追随者，遵从西方制定的规则——而且可以通过华为的"单点突破"带动"全链崛起"，为国内半导体、软件、材料等上游企业创造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推动整个产业链加速国产自主替代，从而让中国高科技产业更快具备系统性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在苹果供应链有针对性剔除中国企业的危急时刻，华为5G手机的回归给国产手机产业链注入了"强心剂"。在华为因美国制裁而手机销量断崖下跌的那几年，苹果手机垄断了国内的高端手机市场，也对产业链有很强的支配力。事实证明，国内手机产业链的技术高度只能由高端手机品牌来带动，这个使命只有华为手机能够担当，国内只有华为才具备与苹果争锋的实力。

华为鸿蒙系统已成长为中国市场份额第二大、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根据工信部及相关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鸿蒙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19%，超越iOS位居国内第二；全球市场份额约为5%。截至2026年8月20日，搭载HarmonyOS 6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8000万台，到年底将跨越"亿级手机用户"这一关键规模临界点。鸿蒙正从一个操作系统演变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原生应用数量已突破10万个，覆盖了主流日常应用。未来鸿蒙会成为万物互联的数字底座。

华为的欧拉操作系统支持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多种场景，定位为"数字基础设施的统一软件底座"。

华为云GaussDB数据库采用原生分布式架构，定位为"AI时代的智能数据新底座"。

华为正以昇腾（Ascend）AI芯片为硬件核心，以CANN为软件底座，构筑人工智能的算力底座，成为中国AI产业自主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

至于华为在老本行通信行业的领导地位，就不用多做分析了。

总而言之，华为正在构建"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AI算力+通信网络"的全栈技术体系，通过系统性的技术布局，转型为整个中国数字经济提供"底座"，让中国在算力、操作系统、数据库、AI、通信等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拥有不依赖外部技术的"中国方案"。

所以，华为在美国全面制裁的压力面前屹立不倒、愈挫愈强，成为中国反击美国科技战的领军企业，在中美科技战中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

五、舆论场的双重标准：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

站在一个有正常立场和认知的中国人角度，如果对华为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尚可理解，因为华为也不完美，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比如部分产品定价策略、营销话术、内部管理等是否存在需要改进之处，这些都属于合理质疑或批评的空间，但对华为持有不可调解的敌视态度，就不属于正常范畴了。那些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华为不共戴天仇恨的人，只能用立场问题才能找到合理解释。

美国人敌视华为，是因为站在美国立场，毕竟华为是挑战美国科技霸权的中国企业代表，那么一些国人对华为的滔天敌意，只能说他们选择的不是中国立场。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当华为出现负面信息，无论是产品瑕疵、市场份额波动还是财务指标变化，某些媒体和账号便会以极高的效率将其放大为全网热议的舆情事件。这种操作的时效性、协调性和议程设置能力，已经超出了普通网民自发讨论的范畴。如果说，美国打击的是华为的供应链和海外市场，那么这些舆论操作的实际效果，是在中国国内建立对华为的负面刻板印象，动摇其市场根基。其具体表现为：华为有负面信息要被放大处理，华为没有负面信息也要进行负面解读。华为推出高端旗舰机型时，被批评价格太高、收割情怀；而当华为推出极具性价比的畅享系列，又被指责挤压国内友商的市场空间。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售价更高的苹果产品在同样的舆论场中却很少遭遇价格质疑。这种系统性、持续性的双重标准，显然不属于正常的商业批评和社会舆论监督。

当然，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将所有对华为的批评都归因于"外部势力"。中国互联网上确实存在大量基于真实体验的、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任何企业的进步都是必要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议程设置高度一致、情绪表达高度极化、对正面信息选择性失明、对负面信息无限放大的舆论操作。这两者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

这样的舆论势力之所以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美国的舆论霸权不只表现于美国直接控制的主流媒体和舆论平台，其影响力和叙事框架也通过多种渠道延伸到全世界。一部分人并非简单地"爱美国胜过爱中国"，而是在认知上接受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体系，因而也敌视那些对美国科技霸权形成挑战的中国头部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以支持国内友商的面目出现，将认知战中的中美矛盾包装成国内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从而增加其观点的迷惑性。

当然，华为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舆论容易遭围攻的唯一原因，华为也挑战了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

华为的很多布局都是在挑战资本的本性。将企业包装上市是很多企业的初创者快速走上财富神坛顶端的捷径，但华为至今都坚持不上市，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资本市场都是贪婪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上市成就了华为的成功。""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理想的实现。"

华为没有像那些让人联想的企业一样用过"以产业报国"作为广告文案，而是实实在在这么做了。为了这个理想不被资本的本性侵蚀，华为不但坚持不上市，股权结构也不向外部资本开放。原因任正非也解释过："华为不轻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的理想的实现。"

任正非还质疑过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假设："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宣称，股东拥有长远视野，他们不会追求短期利益，并且会在未来做出十分合理、有据可循的投资。但事实上，股东是'贪婪的'。他们希望尽早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

华为对资本逻辑的更大挑战还在分配方式。华为的成功对传统的所有制以及分配方式的挑战，恐怕是华为为一些人敌视的更重要原因。

华为长期坚持"向劳动者倾斜"的原则，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是1:2，后来调整为1:3。自2012年引入TUP激励制度后，这一比例更接近1:4，意味着资本方的所得缩减至1/5。这就与很多向资本倾斜、压低员工收入的企业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

这种向劳动者倾斜的分配方式是华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在2019年的一次记者会上，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被问到"华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徐直军的回答是：分钱分得好。任正非有一次在回答企业内部如何管理时也讲过，"最重要是分配问题"，"我们的分配方式，劳动分三，资本分一"。这也是很多企业学习华为管理模式并不成功的原因——他们要求员工学习华为的奋斗者精神，却不愿意学习华为向劳动者倾斜的分配模式。

华为"向劳动者倾斜"的分配方式，换个表达方式，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向劳动者倾斜"说说容易，做到却很难。而华为做到了言行合一，不仅写在《华为基本法》里面，而且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得到贯彻。能跟华为一样说到做到的企业并不多，更多的私有企业是绕开分配问题去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分配方面，胖东来是另一家践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代表性企业。2000年左右，胖东来将利润的50%分给员工。此后，这一比例逐年攀升至80%，又提高到90%。2025年，胖东来用于员工激励的利润比例已接近95%。

也因此，虽然美国并没有将胖东来视为威胁，胖东来却经常被一些媒体及账号特别"关照"。

华为能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除了任正非的思想觉悟，也与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有关。华为主要创始人任正非的个人持股比例持续下降，至2025年8月已降至0.52%，99.48%的股权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华为通过员工虚拟持股制度，实现了与集体所有制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的员工共同所有制，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胖东来在传统商业领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为了将这种分配方式固化，不再主要依靠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个人情怀，2026年3月，于东来公布了胖东来40亿元资产的分配方案：将近37.93亿元的资产，按照管理团队约50%、员工约50%的比例分配。其中，8913名一线员工共分得约18.11亿元的资产，剩余部分则由718人的管理团队和563人的技术团队分配。

一般来说，分配方式是要与具体的所有制结构相匹配的。私有企业大多数贯彻大股东中心主义，在分配上也会向资本倾斜，实行股东利益优先，股东要通过利润分配享受公司的经营成果。企业上市后更关注股价，股价高低直接关系到股东的身价。

这种股权结构和分配方式，更有利于资本和股东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可以最快实现财富增值，但不利于解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

西方经济学一直在灌输一种理论，贬低按劳分配为主体，把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对立，将公平说成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华为在高科技领域、胖东来在传统行业，都用更接近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实现了企业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华为和胖东来的成功说明：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不仅不会降低效率，反而会提升效率。

如果华为和胖东来的分配方式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推广，劳动者群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消费能力将得到显著扩大，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如此一来，让无数经济学者苦恼却又无计可施的"生产扩张与市场狭窄"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历史上，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制一次又一次发生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劳动者占社会盈余的分配比例太低，支付能力有限，于是就出现了市场狭窄、生产过剩的危机。

资本在分配问题上的整体表现是短视的，并不理性。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中即使不等于零，也是非常稀缺的存在，现实中能够跟华为和胖东来那样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的企业占比并不高。

现在很多企业经营者都在苦恼于消费降级、生意难做，但很少有人从深层次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找不准病因，自然也就开不对药方。问题的根源在分配领域，分配又取决于所有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了原因所在，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西方经济学当道，日复一日地把问题根源遮蔽，在问题的表象上转圈，走不出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教条，不敢直面分配问题，只能用透支未来消费能力的方式缓解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美其名曰资产负债表扩张——继续通过债务扩张，让更多的人手上有钱消费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债务加杠杆的方法，早已经被用到了极致，从家庭到企业再到政府，资产负债表都被扩张到要冒火星了。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联储2026年第一季度金融账户数据及纽约联储《家庭债务与信贷报告》，涵盖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美国全社会总债务已达到115.5万亿美元，占GDP的360%。而剔除金融部门的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也不少于82万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债务占比约42%，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约28%，家庭与非营利组织债务占比约26%。

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1.2万亿美元，人均家庭债务约为6.06万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赖掉全部或部分债务，但美国家庭负债是实实在在的债务负担。在美国，个人债务违约可不是小事，马上就要面对信用记录受损、资产被收回乃至破产的严峻后果。

所以，美国通过扩张债务提高国内民众的购买力，也已经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其他严重依赖债务驱动的国家也是大抵如此。债务扩张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到达临界点，债务驱动模式就会窒息休克，用债务端作为创造流动性和形成消费的"总开关"，也会有失灵的那一天。而且，就个人和家庭负债的压力而言，现在距离那个临界点也并不远了。这也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债务扩张的力度再大，也只是缓解了"劳动者分配比例过低、消费能力不足"这一固有矛盾，只是推迟了危机的爆发，而非解决问题。治本之策，始终在于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和消费能力。债务可以救急，但分配才能治本。

自从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面对这个问题就一筹莫展，能想到的办法，其实都是在债务驱动的模式中兜圈子，区别只是把居民部门、企业还是政府中的哪个作为债务扩张的重点。就现有的资本主导的分配模式而言，创造社会需求的支付能力不足是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中是无解的，真正的解决方案存在于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模式。

华为和胖东来的模式都远非完美，也远非未来社会的最终解决方案，可以看作是通向更高社会发展模式在微观层面的过渡形式。虽然其性质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也超越了资本主导的分配逻辑。他们用商业上的成功，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微观样本，在传统所有制被吹上神坛的大背景下，动摇了"唯有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才能有效率"这一核心神话。

华为和胖东来都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资本，成为"民"营企业中的异类，成为站在那些拥有巨额资本还要自称"无产者"、或者以"人民富豪"标榜的群体的对立面的镜子。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人工智能对脑力劳动的替代、机器人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想象，而是正在大规模展开的现实画卷。这场技术革命与传统所有制的结合，正在制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在人工智能对脑力劳动以及机器人对尚未被机器替代的体力劳动的进一步替代的双重作用下，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远远小于对人工岗位的替代能力，劳动岗位数量的大幅减少是必然的，"许多工作将永久消失"，消失的数量是新产生的工作机会远远无法弥补的。

传统所有制本来就一直处于无法解决的悖论当中：资本一方面追求无限增殖，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从而限制自身的实现。而当传统所有制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正面相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能够缓和的，建立在传统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就将因为就业问题而无法正常运转，资本主导的外壳将被现实生产力撑爆。

传统所有制也会有生命周期，不可能永恒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降临应该就是传统所有制的终点。

这些问题不是华为和胖东来模式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升级，找到一个能够面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劳动替代冲击、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社会就业岗位的模式。人的工作权也应该是人的基本权利。人类已经解决了物质不足的问题，已经有成熟的物质条件来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压力。但在传统所有制的框架内，社会创造的丰裕物质财富与个人消费之间却隔着大江大河，虽然有桥梁可以通行，但通行能力狭窄，在生产端到需求端人为制造了"肠梗阻"，问题无解。

但只要思路一变，天地就会变宽。人类社会其实已经找到了这样的解决模式，在20世纪也进行过探索与实践，虽然受限于当时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不是这个模式本身的产物。而到了21世纪，人类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创造能力，已经足够让这种模式更为高效地运转，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类已经能够构建一种更先进的模式。

华为未必能成为所有人的答案，但它已经为这个时代提出了一组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这些问题本身就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