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憋了八年：十七岁亲政后，他为什么开始清算旧党？

1093年，宣仁太后高氏去世。

宋哲宗赵煦亲政了。

这个年轻皇帝，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八年。

他在忍什么

宋哲宗九岁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掌权。

从九岁到十七岁，八年时间里，哲宗基本上是一个摆设。

哲宗不是完全不能说话，而是他的皇帝权力长期被祖母和执政大臣压住了。

史书对这段时间的描述，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哲宗后来回忆垂帘时期，说大臣奏事时他只能看到大臣的背部。

一个皇帝，在自己的朝堂上，但好像是在坐旁听席。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父亲神宗推行的新法，被高太后和司马光几乎全部废掉了。

在哲宗看来，元祐更化实际上等于祖母替父亲改掉了他留下的政策，这种政治记忆后来成为他“绍述”的重要心理背景。

自己的父亲，被自己的祖母当众否定，在天下人面前定性为"误国"，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只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能说。

这八年里积累的情绪，在1093年九月高太后一死，全部爆发出来了。

亲政第一步

1094年改元“绍圣”，正式把“绍述先帝神宗之政”确立为政治路线。

随即启用新党。

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置相当于宰相；曾布、蔡卞、蔡京等人陆续入朝任要职。

被元祐更化贬走的新党人士，几乎全部被召回。

然后，是对旧党的清算，这个我上篇内容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

他还命令将元祐年间弹劾新法、批评神宗的奏疏汇编成册，作为日后进一步清算的罪证。 （名为《元祐党人姓名》）

哲宗还借宫中巫蛊事件废黜元祐年间高太后所立的孟皇后，改立自己宠爱的刘婕妤为后。此举既是个人感情，也是对元祐政治的象征性否定。

哲宗亲政后在对外政策上从元祐时期的妥协转向强硬，尤其在西北边境对西夏采取主动进攻态势。

哲宗亲政的最大后果是彻底摧毁了北宋政治中的妥协空间。

亲政时间虽然短暂，只有六年，却是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章惇这个人

绍圣绍述的核心执行者是章惇，他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

章惇和苏轼年轻时是朋友，两人曾经一起出游，相当要好。

后来因为政见分歧，走向了对立，章惇是新党骨干，苏轼是旧党的重要人物。

亲政之后，章惇对旧党的打击毫不手软，苏轼被贬到海南，据说就有章惇的推动。

但有一件事很让人意外，章惇在打击政敌时不遗余力，但在处理公务上，史书记载他"未曾以官爵私其亲信"，用官职来给自己的亲信谋私利这件事，他没干过。

他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强硬、对私人关系又能保持某种底线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章惇是一个“好人”，而是说他的政治人格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贪权谋私。

章惇在哲宗亲政初期 （1094年左右） ，曾联手蔡卞想追废宣仁太后 （高太后） 的太后尊号，这是相当极端的报复行为，等于要否定她的整个政治遗产。

哲宗没有同意，把这件事压下去了。 （《宋史》记载，章惇、蔡卞等再次提出后，哲宗直接反问：“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

哲宗在这里表现出了某种理性，他要清算旧党，但不想把清算推进到宗法礼制的层面。

绍述的问题

"绍述"的意思是继承神宗的新法，名义上是政策讨论，但实际执行起来，重点完全放错了地方。

新法确实被陆续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等相继重新推行。

更重要的是，哲宗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西夏和河湟地区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军事政策。

比如平夏城之战 （1098-1099 年 ） 。

这是哲宗时期对西夏最重大的军事胜利，宋军修筑平夏城，击败西夏梁太后的三十万大军，迫使西夏求和。

这场战役是哲宗“绍述”神宗军事路线的直接成果，也是北宋后期少有的对外军事胜利。

而且最终还发生了收复青唐等事情，这个事我下一篇会说。

绍述原本既有恢复神宗政治遗产的政策目标，也有清算元祐旧党的政治诉求。

但随着党争升级，后者越来越压倒前者，使“绍述”逐渐从政策路线变成了政治身份斗争。

史书记载，被定为"元祐党人"的人，后来越列越多，从七十三人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最终在宋徽宗时期，蔡京手里演变成了那块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309个名字，刻石立碑，传示天下。

政策在反复折腾，人在被大规模迫害，这两件事的比例完全失调，说明绍述的真实动力，更多是情绪性的清算，而不是理性的政策纠正。

被两边折腾

在这场争论里，最值得同情的不是新党，不是旧党，是那些必须按照不断变化的政策生活的普通人。

青苗法废了，老百姓刚适应差役法，免役法又回来了；

免役法执行了几年，哲宗一死，旧党再次上台，又废了，如此来回，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真正产生效果。

地方官员也一样。

今天你按新法办，明天换了皇帝，你按新法办的那些事统统被认定为错误；后天皇帝再换，你按旧法办的又成了问题。

党争最可怕的地方，未必只是贬了多少人，而是它会改变官僚的行为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真正有担当、认真执行政策的官员，反而最危险，因为你执行得越认真，立场越鲜明，换了政治风向就越容易被追责。

反而是那些两边都不得罪、什么都含糊应付的人，活得最滋润。

这是党争最深的代价，它不只是让某些官员倒霉，而是系统性地筛选出了一批擅长明哲保身的人留在朝廷里，把真正愿意干事的人排挤出去。

哲宗死太早

1100年，宋哲宗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没有子嗣。

他去世前一个月刚册立了新皇后，似乎预示着政治新周期的开启，但一切都戛然而止。

他在位总共十四年，亲政只有不到七年，六年有余。

这六年里，他做了很多，清洗了很多，恢复了很多，但时间太短，很多事还没来得及看到结果。

如果哲宗能多活二十年，宋朝的历史会不会不同？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说明一件事，宋朝在这个阶段，太多的政治走向是由具体的人的寿命决定的，而不是由制度决定的。

神宗死了，新法废了；高太后死了，旧法废了；哲宗死了，又是一轮新的洗牌。

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制度，应该能够在领导人更迭之后保持基本的政策连续性。

但北宋的新旧党争把这个连续性彻底破坏了，每一次权力更迭都是一次政策的全面推倒重来。

王夫之后来把整个哲宗朝评价得极重，他指出宋廷把大量政治精力耗费在“谁对、谁错、谁该进、谁该退”上，而没有形成能够超越党争的政策连续性。

绍圣绍述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个年轻皇帝带着八年积怨的反扑。

他的委屈是真实的，他父亲被否定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想纠正旧党过激做法的出发点，甚至也有合理的地方。

但情绪驱动的政治行动，很难有好的结果，清算太猛，政策太乱，最终受害的不是旧党，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

当“恢复政策”与“清算政敌”绑定之后，政策之争就变成了身份之争；

而当身份之争进一步变成党籍、贬谪、追夺、废后甚至追废太后的斗争时，政治就失去了纠错的能力。

苏轼在海南岛，写了很多诗，研究美食，还发明了一种用猪肉做的菜，后来叫东坡肉。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政治的反复折腾里，最终选择用吃来消遣时光。

这大概也是那个时代的注脚。

我在持续做宋朝史系列，如果说平夏城之战是对西夏的正面威慑，那么收取青唐则是北宋在西北方向的战略扩张，下一篇我们就聊聊这场被后世低估的战役，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