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7月，洪学智正在西藏了解平叛和部队建设情况，庐山会议已经召开。会议进行到中途，他才奉命赶往江西。等他到达时，讨论的气氛已经发生变化，原本围绕经济工作的意见交换，逐渐转向对彭德怀的批评。
洪学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既不是会议最初的参与者，也没有在会上发表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他赶到庐山后，看到彭德怀的信，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对部队和国家当时面临的困难并非毫无了解，但他没有参与前期讨论，也没有留下明确发言。
偏偏在会议风向转变之后，他还是被牵扯了进去。
这件事让不少人感到困惑。洪学智究竟做了什么？有人在批评他，可具体问题又说不清楚。后来他回忆那段经历时，最难解释的，恰恰不是自己说过什么，而是自己并没有说过什么，却仍被归入了需要审查和批评的人之中。
洪学智被联系到彭德怀，根子并不在湖南，而在朝鲜战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负责第13兵团。洪学智当时在广州工作，邓华把他调来担任副司令员。两人此前在第15兵团有过合作，彼此熟悉，兵团司令部的一批干部也延续了原有班底。
第13兵团入朝后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邓华、洪学智都担任副司令员。邓华更多分管干部和政治工作，洪学智则承担司令部、特种兵以及后勤等方面的任务。职务不同，责任却都很重。
战争打响后，真正让前线指挥员头疼的，往往不是一纸命令，而是粮食、弹药、燃料和药品能不能按时送到。
当时志愿军后勤主要依靠东北军区负责。前线不断向朝鲜纵深推进，后方距离越来越远，原有的运输、通信和指挥方式很快显出不足。前线需要什么，后方未必能及时知道；后方已经调集的物资，也未必能够安全运过封锁线。
洪学智很快看到了症结。他与周纯全等人一起，推动建立相对独立的志愿军后勤指挥体系，逐步把分散的运输、仓储、通信和抢修力量组织起来。敌机轰炸严重时，运输线上的汽车常常白天隐蔽、夜间行驶，桥梁被炸毁后，工兵和运输部队连夜抢修。
这条后勤线并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前线能不能继续作战。物资供应稳定，部队才有持续作战能力；伤员能够后送，弹药能够补充，许多战斗才不会因为“断粮断弹”而被迫停止。
洪学智在后勤方面的成绩，彭德怀看得很清楚。战争期间，彭德怀曾对后勤工作给予肯定，也谈到过对洪学智的表扬。这样的战场信任，后来却被某些人重新解释成所谓的“关系”和“许诺”。
抗美援朝结束后，洪学智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后任部长。有人借此说，彭德怀早就答应让他主持后勤工作。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洪学智起初更愿意留在作战指挥岗位，彭德怀曾与他谈过工作调整，意思是让他从熟悉的前线岗位转到后勤岗位。
洪学智自己也明白，后勤不是“退居二线”，而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上任时甚至表示，如果干不好，组织可以撤掉他。后来，他把这项工作做出了成绩，才逐渐形成了志愿军后勤保障体系。至于彭德怀将来是否担任总参谋长、后勤部长由谁负责，那属于工作设想，并非私人许诺。
另一层牵连，来自黄克诚。
抗日战争时期，洪学智曾调任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工作。到东北后，黄克诚担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洪学智也在这一系统中任职。抗美援朝结束后，洪学智又被安排到总后勤部，继续在黄克诚领导下工作。
两段工作经历，使他与彭德怀、黄克诚都有较深的共事关系。正常的上下级合作，在特殊政治气氛中却被赋予了别的含义。有人不再只谈他的工作，而是追问他“属于谁”“听谁指挥”。
问题正在这里。
洪学智没有在庐山会议上替彭德怀发言，却因为长期共事、工作成绩和干部关系被推到风口上。那些批评者未必都能说出他具体犯了什么错误，但在当时的会议氛围中，只要被认为与被批评对象关系密切，就可能受到波及。
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1960年，他转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副省长。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曾负责志愿军后勤体系建设的高级将领，就这样离开了军队领导岗位。
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反而成了这段经历中最令人费解的细节。讽刺并不在于他是否说错了话，而在于那场批评运动里，沉默也未必能够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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