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江边，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渡河西进。那支队伍后来走过雪山草地，抵达陕北，完成了震动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转移。
但在同一时期，并不是所有后来获得上将军衔的人都在长征队伍中。
有人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有人在北方从事兵运和民族工作，还有几位当时仍在国民党军队任职。1955年授衔时，他们却因为不同的历史贡献，站进了开国上将的行列。
这九个人，经历完全不同。
叶飞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他没有随队北上，而是留在闽东地区，带领部队坚持斗争。闽东山地交通不便，敌军反复清剿，部队既要作战，也要解决粮食、药品和兵员问题。
那不是简单的“留下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长征。
南方红军面对的困难，并不比远行轻松多少。没有大部队掩护，没有稳定后方，部队常常化整为零，依靠群众和山地环境保存力量。叶飞后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与这段长期坚持密切相关。
钟期光、傅秋涛也没有参加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们在湘鄂赣地区继续组织部队，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傅秋涛曾在红十六师等部队中工作，钟期光则长期承担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任务。
三年游击战争有个特点：战斗往往规模不大，却极其频繁。部队今天转移，明天可能就要突围；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是常事。能把队伍保存下来，本身就是很大的成绩。
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三人，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们在红军长征时期都还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并未参加这场战略转移。
陈明仁当时曾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师长，董其武任晋绥军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旅长，陶峙岳任国民党军第八师师长。三人后来先后选择起义或接受改编，加入人民阵营，为和平解决部分地区的军事问题发挥了作用。
这里有必要说明，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并不只看一个人是否参加过长征。人民军队的干部来源复杂，既有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老红军，也有抗日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将领，还有在解放战争关键阶段率部起义、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原国民党军将领。
吕正操的经历，又与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变化有关。
他原本是东北军将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吕正操的政治认识也发生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脱离原有军事系统，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道路，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此，红军主力长征时，吕正操并不在中央苏区队伍中。他后来在华北抗战和人民军队建设中担任重要职务，成为从东北军将领转变为人民军队高级将领的典型人物。
乌兰夫的道路更有地域特点。1925年，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他承担兵运工作和民族地区的组织建设任务。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乌兰夫正在北方从事革命工作，不在瑞金，也不在中央红军主力行军序列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参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为当地政权建设、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发展作出了贡献。
阎红彦则来自陕北革命力量。陕北并不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而是中央红军到达后的重要落脚区域。陕北红军在当地长期开展革命斗争，形成了独特的武装基础。
阎红彦早年就在陕北从事革命和军事工作，后来担任过人民军队高级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已转入地方工作，但由于其革命资历和历史贡献，仍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陕北红军将领中的重要代表。
有人曾问：“没有走过二万五千里，就不能算老红军吗？”这种说法本身就把革命历史简单化了。长征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南方三年游击战、北方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的起义改编，同样构成了人民军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所以，57位开国上将中没有经历长征的九人，分别是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吕正操、乌兰夫、阎红彦、叶飞、钟期光和傅秋涛。
他们没有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却在各自的位置上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有人守住了南方的火种，有人打开了北方的局面，有人从旧军队走向人民阵营。开国将帅的构成，正是中国革命力量不断汇聚、扩大和重组的真实记录。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