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2月，台北荣民总医院，65岁的胡宗南躺在病床上，已是弥留之际。听说蒋介石要来探望，他没有像普通病人那样静静等候，而是坚持让人替自己理发、刮脸。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把他晚年的处境和心态，暴露得十分彻底。
胡宗南一生最在意的，除了军队，就是蒋介石的信任。早年他凭黄埔军人的身份进入核心圈，长期统率中央军嫡系部队，抗战时期又坐镇西北，手下兵力雄厚，外界一度称他为“西北王”。
但名声越大，压力也越大。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蒋介石把这次行动看成重要战果，胡宗南也因此获得了极高声望。可是，延安并不是一座决定胜负的城池。解放军主动撤离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不断袭扰、分割，使胡宗南几十万大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兵力占优，却始终无法解决西北战场。解放军采取“蘑菇战术”，避开正面硬拼，专打其运输线、薄弱处和孤立据点。胡宗南部队看着声势浩大，实际却被拖得疲惫不堪。
1947年至1948年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胡宗南的先头部队一度逼得很近。双方有时只隔一道山梁，甚至相距不过数里。可越是接近，越难形成真正的合围。胡宗南没有抓住目标，反而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
蒋介石对此当然不满意。胡宗南却有自己的苦衷：对手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西北地形又复杂，情报、补给、士气都在不断变化，并不是兵力多就能取胜。只是到了败局逐渐明朗的时候，蒋介石并不愿意听这些解释。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推进，胡宗南面临真正的抉择。有人曾通过旧部关系劝他改变立场，张新、孟丙南等人与他有同学或部属关系，试图从情势和个人安全两方面说服他。
胡宗南没有接受。
这其中既有现实顾虑，也有历史包袱。他长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担心一旦起义，过去的行为难以交代；同时，他也清楚蒋介石不会轻易放任一名手握重兵的将领自行选择。对胡宗南而言，起义未必保得住性命，继续抵抗却还有一线退路。
退路很快变成了逃路。
西南战局崩溃后，胡宗南离开指挥岗位，部队失去统一调度，许多官兵各自突围。蒋介石原本希望他继续固守，甚至对其撤退方向多有干预。胡宗南提出向境外转移的设想，也没有得到同意。后来在郭寄峤等人斡旋下，他才得以赴台。
更让蒋介石震怒的，是胡宗南身边潜伏多年的熊向晖。熊向晖曾长期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掌握大量重要情报，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前后，这层身份在国民党高层逐渐被揭开，胡宗南的用人失察因此受到强烈指责。
张治中后来从周恩来处得知熊向晖身份，曾十分惊讶地问：“他什么时候起义了？”周恩来当即纠正说：“不是起义，是归队。”这句话传开后，蒋介石对胡宗南的不满又添了一层。
在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内部，责任追究很快展开。有人把大陆失败归咎于胡宗南指挥无能，有人则借机清算旧日恩怨。几顶帽子一齐压下来，胡宗南一度难以招架。蒋介石后来出面压下风波，却并不意味着重新信任他。
相反，胡宗南的军权被逐步削弱。
他曾被安排到浙江沿海一带，担任反共救国军方面的职务，名义上仍是总指挥，实际能够调动的不过是几千名地方武装。对于曾经统率大军的胡宗南来说，这种任用更像是安置，而不是重用。
他没有公开抗拒。
回到台湾后，胡宗南长期担任闲职。打牌、养鸟、处理一些公务，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多次希望重新获得重要军职，但蒋介石始终没有让他回到权力中心。1955年8月，胡宗南出任澎湖防守司令官，接到命令后仍立即赴任。
在澎湖任职期间，前来视察的军政人员中，不乏他的后辈。胡宗南照样出面迎接，照样敬礼寒暄，没有流露明显不满。或许他仍在等待一个信号，等待蒋介石重新认可自己，只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出现。
1962年2月，胡宗南病重住院。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探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迟来的礼节；对胡宗南而言，却像是等了多年才等到的回应。
蒋介石进入病房后，询问病情，劝他安心休养。胡宗南听见声音，挣扎着想坐起来，蒋介石连忙说：“不要起来，躺着就好。”胡宗南望着他，眼泪很快流了下来，只低声说了一句：“您来看我了……”
几天后，胡宗南病逝于台北，结束了从黄埔军人到方面将领、再到失势闲居者的一生。病床前那次会面，时间并不长，却成了他与蒋介石关系中最复杂的一幕：有旧日倚重，也有晚年失落；有君臣之礼，更有一个失去权力的将领，对往日位置迟迟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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