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9月12日深夜，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紧急通知：林彪乘飞机出逃，空军指挥系统必须立即有人坐镇。
这不是普通的调动。
当时，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同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总政治部主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小范围会议，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周恩来没有讲太多背景，只是直接交代：“你马上到空军指挥室去，那里需要有人负责。”
李德生来不及细问，随即乘车赶往空军机关。对于这项安排，很多人后来都注意到一个问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当时去了哪里？
按照常理，空军发生重大飞行异常，司令员应当在指挥中枢主持工作。但这一次，吴法宪并没有留在空军作战值班室，而是被安排到了西郊机场。
事情要从一架专机说起。
9月12日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吴法宪，是否批准过调飞机前往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回答没有。周恩来又连续追问，要求他马上核实。
吴法宪随即联系空军第三十四师。得到的答复让他感到不安：一架三叉戟专机确实已经调往山海关，而且调机命令并没有经过他的批准。
在空军系统中，专机调动并非一般事务。尤其是领导专机，飞行计划、机组安排、起降地点，都有严格程序。司令员没有签批，飞机却被调走，这本身就不寻常。
吴法宪找到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询问原因。胡萍解释说，这架飞机改装后需要试飞，因此没有履行通常的报告手续。吴法宪当即要求把飞机调回，并向周恩来报告情况。
电话中，周恩来作出指示：任何人使用飞机，都要暂缓执行，必须请示。
可命令传下去时，山海关机场的飞机已经进入起飞准备。更严重的是，机场警卫人员在阻拦过程中遭到枪击，飞机随后升空。直到这时，许多人还不知道机上究竟是什么人。
凌晨时分，消息逐渐明确：乘坐这架飞机离开的，正是林彪等人。
空军指挥系统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机场接到禁航命令，所有飞机原则上不得起飞；确需升空，必须取得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德生四人的联名批准。
李德生抵达空军作战值班室后，面对的是一块巨大的标图板。值班人员不断报告目标的位置、高度和航向，标图上的光标则持续向北移动。那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正在迅速接近国境线。
李德生当时并不掌握全部内情，只能按照程序组织监视、报告和处置。到北京时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左右，飞机飞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凌晨3点多，一架直升机又从北京起飞。李德生得知后立即询问：“禁航命令已经下达，为什么还会有飞机升空？”
机场方面报告，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人员因此放行。值班室里的王辉球、曹里怀等人同样感到突然，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这架直升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等人。飞行员陈修文发现乘员企图继续逃离后，曾设法改变航向，但受到威胁，只能继续飞行。地面随即组织战斗机拦截。
先后出动的歼六飞机因为高度和搜索条件等原因，没有立即发现目标。后来，直升机被迫在怀柔附近降落。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俘，机上情况才得到进一步查清。
吴法宪则一直留在西郊机场，直到9月13日中午才返回人民大会堂汇报。
他为何没有在空军作战值班室主持全局，史料中存在不同说法。吴法宪在回忆材料中称，自己是奉命前往西郊机场，任务是核查机场和飞机调动情况。这样的安排，客观上使空军司令员离开了核心指挥位置。
也有人据此认为，这种分工可能与吴法宪同林彪集团的关系有关。但这属于后人的分析，不能简单当作已经完全证实的结论。能够确认的是，在那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吴法宪被安排处理机场和调机问题，李德生则被派到空军指挥中枢，承担临时组织和协调职责。
两个人都在执行任务，位置却完全不同。
一个面对的是机场秩序、飞机调度和现场核查；另一个面对的是全国禁航、目标追踪以及突发飞行事件。九一三事件中的指挥安排，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完整、命令层层传递的状态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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