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7月，陕西商南赵川镇前坡岭，红二纵队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汪世才正在阵地间来回奔走。敌军炮火压过山梁，前沿工事不断塌陷，他却没有退到后方指挥所，而是提着枪赶往枪声最密集的地方。
这一仗，红军承担的是掩护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赵川镇地势险要，前坡岭又是通往陕南的重要屏障。敌人企图从这里撕开缺口，红军若守不住，后续部队就可能陷入被追击、被分割的危险。
汪世才抵达前沿时，一营长周子怀劝他：“汪团长，这里太危险，您下去指挥吧。”汪世才没有答应，只说：“哪里吃紧，我就到哪里去。”
这不是一句临阵表态。战斗开始后，他在几个阵地之间穿梭，哪一处兵力不足，哪一处火力受压，他都亲自查看。敌军连续发动冲锋，红军依托简陋工事顽强阻击，双方在山坡上反复争夺。
前坡岭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军凭借兵力和炮火，多次冲到红军阵地前沿，红军战士则用机枪、手榴弹和石块将其打退。据战斗记载，敌人先后发动了十七次冲锋，阵地始终没有被突破。
傍晚时分，敌军借着火力掩护突然逼近。汪世才立即举枪喊道：“敌人上来了，给我打！”一阵手榴弹投出，爆炸声在山坡间连成一片。就在这时，一枚手榴弹在他身后爆炸，周围数名战士倒下，他本人也受了伤。
周子怀再次请求他撤离：“团长，您先下去，这个阵地我来守。”汪世才摆了摆手：“不要管我，组织反击！”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周子怀扶住他时，他已经无法完整说话，只断断续续留下几字：“一定要……守住……”
汪世才牺牲后，部队没有立即后撤。周子怀接过指挥，带领战士继续反击。敌人最终被击退，前坡岭仍在红军手中，但代价极其惨重。一营伤亡二百五十余人，坚守老虎洞阵地的一连几乎全部牺牲，汪世才也倒在了这片山岭上，年仅三十五岁。
他的牺牲，常被放在红军时期那段极不寻常的晋升经历中理解。1911年，汪世才出生于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他参加红军。可是，参加红军五年后，他才当上排长。论资历，他并不显赫；论职务，他也长期处在基层。
原因并不复杂。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环境反复变化，部队频繁转战、整编和分散，汪世才几度随部队转移，有时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有时重新编入主力。干部任用不能只看个人战功，还受到部队调整、兵力变化和作战区域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职位升得慢，并没有让他放松要求。行军时，他常和战士一起走在队伍中；训练时，他反复强调，打仗不能只凭勇气，还要掌握地形、火力和协同。对他来说，能不能带部队活下来，比头衔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更重要。
1935年2月，时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第三营副营长的汪世才，奉命率三十名战士进入红岩寺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兵力很少，任务却不轻。他们要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建立能够支撑主力行动的根据地。
汪世才没有把这支小部队只当作袭扰力量，而是边战斗、边扩充、边做群众工作。他们攻打红岩寺税务局，收缴物资，争取青年参加红军，又连续打击民团和土豪武装。红岩寺地区最大的民团之一廖功安民团，也在这一阶段受到重创，敌方连长被俘。
几个月内，这支队伍从几十人逐渐发展起来。面对敌军围攻，汪世才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掩护红二十五军作战，并截断敌军退路。地方游击力量由此显示出价值：它熟悉山路，能够侦察敌情，也能在主力到达前牵制对手。
正是在这些连续作战中，汪世才被破格提拔为第三路游击师师长。所谓“连升五级”，并不是凭空获得官职，而是地方武装迅速壮大、战斗任务不断加重后，对指挥能力的一次集中认可。一个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干部，终于在关键区域承担起更大责任。
此后，他率部继续转战，队伍也经历了伤亡、整编和改编。到解放战争初期，汪世才已成为能够独立指挥团级部队的军事干部。前坡岭一战，是他多年作战经历的缩影：职位可以迅速变化，真正决定部队信任的，仍是关键时刻能否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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