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65岁老太连续3年到商场蹭空调,工作人员从不赶她走,直到这名店员被开除当天,老太对他喊:跟我走!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这么多年多亏你不嫌弃我,从来没赶过我。”
六十五岁老太太连续三年天天来商场蹭空调避暑,店里所有工作人员都格外包容,唯独这位店员每次都会悄悄给她递水,从未有过半分不耐烦。可一纸辞退通知突然落到店员手上,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一直安静坐着的老太猛地站起身,盯着他大声喊道:跟我走!谁也没料到,老太太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背后,藏着一个没人知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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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国今年二十六岁,在城北那家叫“金盛世”的大型综合超市里做了四年理货员。工资不算高,每个月拿到手也就三千出头,活儿倒是杂乱得很,上货、理货、还得帮顾客找东西。但他这人话少,手脚麻利,从不跟人抱怨苦累。唯独有一桩事,成了同事们在休息室里嚼舌根的常备话题——超市一楼入口旁边那个休息区,有一排蓝色的塑料连体椅。每年只要一过夏至,那个位置准时会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占据。老太太姓赵,叫赵红妹,今年六十八岁。她每天上午九点超市开门,九点十分准点出现,一坐就是一整天。也不买东西,也不到处瞎逛,就占着空调出风口底下的那个角落,手里攥着个旧布兜,闭着眼打盹。别的理货员看着心烦,觉得她占着地方影响市容,有时候还带一股子怪味。有人喊过保安,有人直接过去指桑骂槐地撵过好几回。只有林建国从没说过一句难听话。有时候看老太太嘴唇干裂,他就从员工休息室接一杯凉白开递过去。有时候看天晚了,老太太还没走,他就把自己那份员工餐里的鸡腿分给她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问他图啥,他就憨厚地笑笑,露出一口白牙:“人家一个孤老太太,大热天没地儿去,又不偷又不抢,坐会儿就坐会儿呗。”这话传着传着,就变了味。最后传到了店长王大贵的耳朵里。王大贵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男人,秃顶,平时最讲究所谓的“店面形象”和“绩效考核”。他一听这事,当场就在早会上拍了桌子,指着林建国的鼻子骂他“拿公司的资源做人情”、“不懂规矩”。没过两天,人事部就送来了一纸解聘通知书,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工作态度不端正,违反员工守则”。林建国拎着那个装满杂物的纸箱子,走出超市大门那天,正是个三伏天的下午两点。外头的日头毒得像要把柏油路晒化了,气温足有四十度,热浪扑面而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他低着头,把那顶破旧的鸭舌帽往下压了压,脚步沉重地往公交站走。背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却异常尖锐的声音,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出来的——“小林!你给我站住!跟我走!”林建国愣了一下,停下脚步回过头。那个在超市蹭了三年空调的赵红妹老太太,正站在滚烫的马路牙子上。她满头白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额头上,死死地盯着林建国。她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股林建国从未见过的坚定和急切。那种眼神,让林建国的脚像是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挪不动了。
林建国是从大山沟里走出来的。具体是哪个县哪个乡就不细说了,反正那种地方,出了县城还要坐三个小时的中巴车,再转一趟那种带篷子的三轮摩托车,颠得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才能到。他爹走得早。林建国七岁那年,他爹跟村里人去黑煤窑挖煤,碰上塌方,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咽了气。包工头赔了一笔钱,但这钱还没捂热,就被他那个好赌的叔叔借走了大半,到现在都没还。剩下那点钱,他妈李秀莲一个人硬是咬牙拉扯他长大,还要供他上学。李秀莲是个硬气的农村妇女,身高不到一米六,瘦得像根干柴棒。但干起农活来,力气大得惊人,一百斤的化肥袋子扛起就走。白天去地里刨食,晚上回来还要给村里的服装厂剪线头,挣那几分钱的加工费。林建国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半夜醒来,看见他妈坐在那盏昏黄的白炽灯底下,手里拿着剪刀,机械地剪着线头。她的手指头上全是口子,贴满了胶布,有时候胶布开了,血就渗出来,染在衣服边上。她一边剪,一边轻轻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怕把他吵醒。林建国上初三那年,李秀莲的身子彻底垮了。常年劳累落下的病根,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疼得在床上打滚,连下地都困难。林建国站在镇卫生院的走廊里,听医生说这病得长期治,光吃药不行,还得理疗,一次要好几十块钱。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开了胶的回力鞋,半天没吭声。回到家,他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动作很轻,但语气很重。李秀莲正躺在床上贴膏药,看他脸色不对,挣扎着撑起半个身子问:“建国?咋了?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妈,我不念了。”李秀莲的手一抖,手里的膏药“啪嗒”一声掉在床上。“你说啥?”“我不念了,我出去打工。”李秀莲愣了两秒,突然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叫起来,声音尖得刺耳:“你再给我说一遍?林建国你个没良心的!你爹走得早,我指望你考大学,你跟我说不念了?”林建国没吱声,就站在那儿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衣角,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李秀莲气得浑身发抖,她伸手想去抓床头的鸡毛掸子,结果刚一抬手,膝盖传来一阵剧痛,疼得她“哎哟”一声倒回床上。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把脸扭向墙壁,肩膀一抽一抽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带着哭腔:“建国啊,妈就你这一个指望了……你要是不念书,这辈子就跟妈一样,在土里刨食,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妈就是拼了命,也要供你……”“妈,我晓得。”林建国走过去,蹲在床边,握住他妈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骨节粗大,手掌上全是老茧。“但你的腿不能再拖了,再拖就真的废了。医生说了,那药不吃不行,理疗不做不行。我先出去挣两年钱,把你的腿治好,把你欠的债还清。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李秀莲哭了一宿,眼睛都哭肿了。第二天一早,她擦干眼泪,从枕头底下的手绢包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一百块钱,塞进儿子书包的夹层里。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衬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最上头。“出去了在外头,别跟不三不四的人学坏。”她站在破旧的院门口,手扶着那棵老槐树,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别人对你好,你要记住。别人对你不好,你也别记恨。你爹活着的时候就一句话——人穷志不能短,心眼要放正。”林建国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走到村口的拐弯处才回了一次头。他妈还站在那儿,一个瘦小的影子,被早晨的日头拉得老长,孤零零的。那年他十六岁。到了城里,林建国才知道什么叫“没学历寸步难行”。正规工厂招工要年满十八周岁,还要身份证。他去饭店端盘子,人家嫌他年纪小,怕被劳动局查。去建筑工地搬砖,工头上下打量他一眼,撇撇嘴:“你这小身板,一袋水泥能把你压趴下,去去去,别这儿添乱。”他在城中村的那些破旧出租屋里租了个床位,一个月一百五,跟七八个人挤一间屋子,屋里一股脚臭味和霉味。白天出去找活儿,晚上啃馒头就咸菜,有时候连咸菜都舍不得买,就蘸点酱油吃。后来总算在一个早点摊子上找到了活儿。每天凌晨三点半就得起来,帮着和面、蒸包子、磨豆浆,一直干到上午十点收摊。一个月给九百块钱,包两顿饭。他干了整整两年,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看他老实肯干,过年的时候多给了他三百块红包。林建国把这笔钱,连同攒下的工资,一共攒了两千多块,全寄回了家,一分没留。后来他年龄够了,办了身份证,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又干了两年,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赶上他妈的风湿病又犯了,疼得下不了地,他把钱全打回去让她去住院治疗。李秀莲在电话那头骂他乱花钱,骂着骂着又哭了,说儿子受苦了。经过治疗,李秀莲的腿虽然不能根治,但好歹能走路了,就是干不了重活,阴雨天还是会疼。她就在村里帮人缝缝补补,挣点零碎钱贴补家用。林建国二十二岁那年,电子厂效益不好,开始大规模裁员,他也没能幸免。他在外头晃荡了一个多月,天天蹲在劳务市场门口,最后是一个老乡介绍他去了城北那家“金盛世”超市,做理货员。底薪两千八,加上全勤奖和提成,好的时候能拿到三千五。这工作不算多好,但比在流水线上自由,最起码不用天天加班到半夜,也不用闻那些刺鼻的焊锡味。林建国挺知足的,觉得这就是他这种人的命。
赵红妹第一次出现在超市,是林建国入职后的第二个夏天。七月份,正是三伏天,外头热得地面冒烟,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超市一楼入口的自动感应门一开一关,里面的冷气往外窜,门口的台阶上都有人坐着蹭凉。林建国正在饮料区理货,要把那些被顾客翻乱的矿泉水一瓶瓶摆正。余光瞥见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进来。她头发花白,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碎花短袖衬衫,脚上一双开了线的黑布鞋,左脚那只的鞋底有点磨损,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她手里拎着一个那种菜市场常见的红色无纺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走路的时候微微驼背,脚步很慢,像是怕踩坏了超市那擦得锃亮的地砖。她在超市大厅里转了一圈,眼神有些游离,最后选了靠墙角的一排蓝色塑料椅坐下来。那个位置正好对着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冷气最足。老太太坐下后长长舒了一口气,像是要把一身的暑气都吐出来。她从那个红布兜里掏出一个那种老式的、带塑料套的玻璃水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杯子搁在腿边,闭上了眼睛。超市里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去了,谁会在意一个坐在角落里打盹的老太太?没人注意她,也没人在意她。可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还来。一连一个礼拜,天天准时出现,风雨无阻。早上超市九点开门,她九点十分准点到,晚上超市九点半关门,她九点准时走。带着她的红布兜、玻璃水杯,坐在同一个位置,像是在那儿生了根。同事赵丽丽最先坐不住了。赵丽丽是负责日化区的导购员,是个势利眼,最看不起穷人。她胳膊肘捅了捅正在搬箱子的林建国,嘴朝角落那边一努,小声说:“哎,林建国,你看见没,那老太太又来了。”“天天来蹭空调,也不买东西,咱这是超市又不是敬老院,什么人都往里放。”林建国直起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抬头看了一眼,没接话。赵丽丽翻了个白眼,撇撇嘴说:“你不管我管,看着就晦气。”说完,她噔噔噔走过去,往老太太面前一站,双手叉腰,故意拉长了脸:“哎,大娘,您这天天来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们这是营业场所,您要是没事儿就回家歇着呗,别挡着我们做生意。”赵红妹睁开眼,眼神有点浑浊,她被赵丽丽这架势吓了一跳,身子局促地往椅子边上挪了挪,声音很小,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闺女,我就坐坐,不耽误你们做买卖……我买过东西了,买了个馒头。”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大馒头,那是超市面点区买的。“您坐在这儿,客人看着不好看。”赵丽丽的语气不算凶,但那种嫌弃写在脸上,眼神上下打量着老太太那身旧衣服:“您看您这一身……而且这儿是给人歇脚的,您这一坐一天,谁还敢坐啊?”赵红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旧衬衫,嘴唇动了动,没再说话。她慢慢站起来,拎起那个红布兜,弓着腰,一步一步往门口走。背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像一片枯叶。林建国放下手里的活,快步追了上去。“大娘,您别走。”他走到赵红妹身边,声音不大但很稳当:“这椅子是给顾客休息的,谁坐都行,您买了馒头就是顾客,您坐着就是。”赵红妹回过头看着他,眼里带着一点惊讶,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感激。她的手紧紧攥着那个布兜的带子:“这……不耽误你们?”“不耽误。”林建国笑了一下,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外头四十多度,您这岁数,回去中暑了可不好。您坐您的。”赵红妹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看了看林建国,又看了看那个空位。最后,她慢慢走回去坐下了。赵丽丽在柜台后面撇嘴,压着嗓子跟旁边的同事嘀咕:“你看他那个热心劲儿,不知道的以为是他亲奶奶,真是个傻子。”林建国听到了,装作没听到,继续低头搬他的箱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赵红妹成了超市的“常客”。不是买东西的那种常客,是雷打不动来坐着吹空调的那种。林建国渐渐跟她熟了。说“熟”也不太准确,就是多了几句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上午客人少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走到长椅那边,站一会儿,说两句话。“大娘,今天吃了没?”“吃了,早上煮了碗挂面,搁了个鸡蛋。”“光吃挂面哪行,得吃点菜。”“老了,对付一口得了,牙口也不好。”有一回林建国中午吃员工餐,那是超市统一订的盒饭,两荤一素,还有个鸡腿。他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个鸡腿和半个煎蛋,连同一盒没开封的米饭,装好,端到赵红妹面前。“大娘,我今天胃口不好,吃不完,您帮我解决了吧,不然也是浪费。”赵红妹连忙摆手,那双手枯瘦如柴:“使不得使不得,你小年轻正长身体,哪能吃不了?你自己吃。”“我真吃不动了,中午前刚吃了个面包,撑得慌。”林建国把饭盒往她手边一推,转身就走,不给她拒绝的机会。赵红妹端着饭盒愣了好一会儿,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小声念叨:“这孩子,真是个好人呐……”这事被赵丽丽看在眼里,中午休息的时候她拽住林建国,阴阳怪气地说:“你可真行啊,自己挣那仨瓜俩枣还搁这儿学雷锋呢?你知道那老太太什么来路?万一是碰瓷的怎么办?万一死在这儿怎么办?”林建国喝了一口白开水,把纸杯捏扁了扔进垃圾桶:“她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碰谁的瓷?她要有地方待,有好日子过,何必天天跑超市来吹空调?多双筷子的事,你就当没看见不行吗?”“你管人家有没有地方待呢?又不是你亲戚。”“不是亲戚就不能管了?”林建国难得顶了一句,语气有点冲:“我妈也是一个人在老家,也是这个岁数。要是她有一天也上了年纪,也是一个人,走到外面没人搭理,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我心里啥滋味?将心比心吧。”赵丽丽被他这话噎得没接上来,翻了个白眼不说了,转身走开。其实林建国也不是完全不好奇。他试探着问过赵红妹几次,家里还有什么人,住在哪儿,怎么天天来超市。赵红妹每次都笑着岔开话题,要么说“老了就我一个,没啥好说的”,要么说“住得不远,走几步路就到了”。再多问,她就低下头不吱声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儿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林建国看出她不想说,也就不问了。他这个人就这样,不勉强别人,也不爱打听闲事。
赵红妹来超市蹭空调这事,说到底就是个小事。可小事归小事,架不住有人拿它当大事,有人看它不顺眼。超市保安队长老周,四十来岁,长得五大三粗,啤酒肚挺在制服底下,走路像只鸭子。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眼力活儿好——谁在超市里多站两分钟没买东西,他比雷达还灵敏。赵红妹来了不到半个月,老周就盯上了。他先是指使手底下的保安去劝,那个小保安叫小张,二十出头,脸皮薄。小张走到赵红妹面前,挠了挠头,说了两句“大娘您别在这坐了”之类的话。赵红妹客客气气站起来,挪到大厅另一边去坐。小张回去复命,老周觉得差不多了。结果第二天,赵红妹又来了,还是坐在那个老位置。老周火了,亲自出马了。他双手掐腰站在赵红妹面前,表情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声音很大:“大娘,这是超市,不是公园,也不是养老院。您天天来坐着也不消费,影响我们的经营秩序。麻烦您配合一下,以后别来了。”赵红妹坐在椅子上,身子缩了缩,声音更小了:“同志,我就坐坐……外头太热了,家里也没风扇。”“外头热您回家开空调啊。”老周撇撇嘴,一脸不屑。“我家……没有空调,连风扇都坏了。”“那您去社区活动中心啊,去图书馆啊,那些地方也有空调,免费开放。”老周开始不耐烦了,唾沫星子乱飞。赵红妹没再说话,低着头,两只手绞着布兜子的带子,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林建国正好从库房搬了一箱货出来,看见这一幕,把货往地上一放,快步走了过去。“周哥,算了吧。”他站到赵红妹和老周中间,语气尽量放得平和,但立场很坚定:“老太太坐在角落里又不碍事,也不挡路。这大热天的,您让人家上哪儿去?真把人热坏了,摊上事还是超市的。”老周脸色一沉,斜着眼看林建国:“林建国,你少掺和。你是理货员,管好你货架上的事儿。保安的活儿轮不到你操心。”“我没操心保安的活儿,我就说一句公道话。”林建国没退让,声音不高但语气有点硬:“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家里没空调没风扇,三十八九度的天,她坐在这儿歇歇脚怎么了?又没偷又没抢,坐个椅子还犯法了?”周围有几个逛超市的顾客停下来看热闹,指指点点。老周脸上挂不住了,觉得自己被一个理货员怼了很没面子。他伸手指着林建国鼻子:“你小子翅膀硬了啊?这是公司的规定!信不信我跟店长说——”“你说去。”林建国把手里的理货单往柜台上一放,眼睛直直地盯着老周:“你跟店长说,就说我林建国不让你撵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你让店长来找我,我认。”老周被他顶得说不出话来,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哼了一声,甩手走了。赵红妹坐在椅子上,眼眶红红的,布满皱纹的手攥着玻璃水杯,指节发白。她看着林建国,嘴唇哆嗦着:“小林,你别为我得罪人……我以后不来了,我不来了……”林建国蹲下来,跟她平视,语气放软了:“大娘,您别说这话。谁规定超市只能进来买东西的人?那椅子放在那儿就是让人坐的。您明天还来,别怕。”赵红妹看着他的眼睛,嘴唇哆嗦了一下。她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低头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水。从那以后,老周果然去找了店长。超市店长王大贵,三十出头,整天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打领带,说话端着一股子官腔,店员们私底下管他叫“王扒皮”。王大贵听了老周的汇报,没太当回事,挥挥手说了句“先不管了,别闹得顾客投诉就行”。这事暂时就按下去了。可赵红妹不知道的是,从这天起,老周把她和林建国都记在了心里——记的不是好账,是仇。
第二年夏天,赵红妹准时出现了。跟去年一样,九点十分,长椅,角落,玻璃水杯。林建国看见她走进来的时候,忍不住笑了一下,走过去打了个招呼:“大娘,一冬天没见您,还以为您把咱这儿忘了呢。”赵红妹坐下来,也笑,脸上的褶子挤到一块儿:“我在家窝了一整个冬天,腿都快生锈了。天一热就想起来,你们这儿空调吹着可真舒坦。”林建国这一年二十五岁了,工作上手了不少,平时话虽少,但干活踏实。王大贵提了他一回,说他“踏实肯干”,考虑年底给他加两百块底薪。他挺高兴的,晚上特意打电话给他妈说了这事。李秀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了句:“加两百也不多啊……建国,你要是能找个对象就好了,老大不小了。”“妈,我才二十五,急啥。”“二十五还不急?你看村里跟你一样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林建国赶紧把话岔开,挂了电话长出一口气。他妈是好意,但他心里清楚得很——他这条件,在城里连租个一居室都够呛,拿什么谈对象?倒是赵红妹,不知道从哪天起,开始操心起他的事来了。那天下午客人少,林建国正在补货,赵红妹不知什么时候走到跟前。她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柜台上,里面装着几个青皮的桃子,个头不大,有的上面还带着树叶。“小林,尝尝,我家院子里那棵桃树结的,今年结得可多了,我也吃不完。”林建国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酸得呲牙咧嘴:“哎哟,大娘,您这桃也忒酸了,腌咸菜都够劲了。”赵红妹在旁边笑得直拍腿:“你看你那个表情,跟吃了黄连似的。酸才好呢,酸的养人。”笑着笑着,她突然收了声,看着林建国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小林,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五了。”“二十五……”她喃喃重复了一遍,眼神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有对象没?”“没呢。”林建国苦笑,“大娘,您跟我妈一个德行,见面就问这个。”赵红妹一听他提到妈,精神头来了,身子往前探了探:“你妈还好不?”“挺好的,就是腿不太好,阴雨天疼,干不了重活。”“一个人在老家?”“嗯。”赵红妹沉默了一会儿,嘴角的笑意慢慢收起来,表情变得很认真。“你是个好孩子,小林。”她的声音低下来,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妈把你教得好。心地善,像……像我家那口子年轻的时候。”林建国被她这突如其来的正经劲儿弄得有点不自在,挠了挠后脑勺:“大娘,您今天咋了?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去你的,老太太说句正经话你还不爱听了。”赵红妹笑骂了他一句,又恢复了平时那个笑呵呵的模样。但林建国注意到,她转过身往长椅走回去的时候,用袖口快速地抹了一下眼角。他没问。有些事,问了人家不想说,就别问了。他妈从小教他的,做人要有眼力见。日子就在这些碎碎叨叨的对话里,不知不觉地过了下去。赵红妹每天来,每天坐,每天带着她的红布兜和玻璃杯。有时候带几个自家种的菜,有时候带一把炒花生,偷偷塞给林建国。林建国呢,得空了就跟她聊两句,忙起来就冲她点点头。两个人之间有种说不上来的默契——不是亲人,但比一般的熟人要近一些。有一回,赵红妹来的时候,手背上缠着一圈纱布,看着像是被烫伤了,还渗着血。林建国一眼就看见了,放下手里的活走过去。“大娘,您手咋了?”“没事没事,烧水的时候不小心碰了壶嘴,一点小伤。”赵红妹把手往身后藏,不想让他看。林建国不由分说把她的手拽过来,轻轻翻开纱布边角看了一眼——烫得不轻,一大片通红,边上起了好几个水泡,看着都疼。“这叫一点小伤?大娘您不要命了?这得上药啊,不然感染了咋办。”他跑到超市一楼的药房柜台,自掏腰包买了一管烫伤膏和一盒消炎药,花了三十多块钱。回来蹲在赵红妹面前,小心翼翼地给她上药。赵红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低着头看着这个年轻人蹲在自己脚边的样子,嘴唇抖了好几下。“小林……”“嗯?”“你……你对我这么好干啥……”林建国头也没抬,把纱布重新缠好,打了个结:“我要是不对您好,谁对您好?您家里人呢?怎么也不管您?”他说完才意识到这话可能戳到了什么地方。赵红妹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沉默。很长的沉默。林建国抬起头,看见赵红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硬是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没了。”她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带着哭腔:“都没了。死绝了。”林建国心里像是被人攥了一把,一阵发酸。他没再问下去,把药膏和剩下的纱布放在她手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大娘,药膏早晚各抹一次,别沾水。明天我给您带个保温杯来,您那玻璃杯子太旧了,不保温,换个安全。”第二天他真的带了一个保温杯来。不是什么好杯子,超市打折花了二十五块钱,银灰色的,盖子拧着有点紧,保温效果不错。赵红妹接过杯子的时候,手在发抖。她没说谢谢,就是把杯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一样,紧紧抱着。
出事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底。那几天超市搞年中大促销,人流量大,跟赶集似的。店长王大贵天天在店里转悠,像个巡视领地的地主,鸡蛋里挑骨头,看谁不顺眼就扣钱。林建国忙得脚不沾地,中午饭都顾不上吃。赵红妹照例坐在角落的长椅上,看见他忙,也不去打扰,就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那个银灰色的保温杯喝水。但那天下午,出了一个岔子。有个顾客带着孩子来逛超市,是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挎着个名牌包,踩着高跟鞋。那孩子大概五六岁,在超市里跑来跑去,没人管。结果小孩跑得太快,没看路,一头撞到了赵红妹的腿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女人听到哭声,扭头一看,见自家孩子倒在地上,旁边是个衣着朴素的老太太。她二话不说,冲过来就开始嚷嚷:“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碰着我家孩子了!长没长眼睛啊?”赵红妹赶紧站起来,急得不知道往哪儿放手:“不是不是,是孩子自己跑过来撞到的……我也没动啊……”“你坐在这挡道,不碰着才怪呢!超市怎么什么人都让进?也不管管!”那女人声音又尖又高,周围的人全看过来了,指指点点。老周闻声赶到,一看又是赵红妹,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心里正烦着呢,这下可找到发泄口了。“行了行了,大娘,您今天先回去吧,这边人多,别添乱了。”老周一边安抚那个女人,一边推搡赵红妹,力气有点大。赵红妹的身子被推得晃了一下,差点摔倒,脸涨得通红,嘴巴张了又张,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浑身都在抖。林建国闻声跑过来的时候,正看见老周一手搭在赵红妹肩上,半推着她往门口走。赵红妹的红布兜从手里滑落,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玻璃水杯、几个苹果、一副老花镜,还有那个银灰色的保温杯。“哗啦”一声,玻璃杯摔碎了,水流了一地。“别推她!”林建国的声音陡然拔高,语气里带着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怒火。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一把推开老周的手,把赵红妹扶稳。然后弯腰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捡起来,重新放进布兜里。保温杯没坏,但他看见赵红妹的手被玻璃渣划破了一点皮。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给她擦了擦手。“周哥,小孩是自己撞上去的,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您推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这事儿传出去好听?”老周的脸色铁青,指着林建国的鼻子:“林建国!你一个小理货员,我警告你别太过分!这事你负责吗?”“我过分?谁过分?”林建国直起腰,手里还攥着赵红妹的布兜,胸口起伏着,眼睛里有一股子倔劲儿:“她在这儿坐了两年了,碍着谁了?买东西的顾客是人,坐在这儿歇脚的老太太就不是人了?你也上有老下有小,这么欺负一个老人,你良心让狗吃了?”大厅里安静了几秒钟。那个嚷嚷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带着孩子悄悄走了,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老周被他当众一顿怼,面子上实在过不去,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林建国,手都在抖:“好……好……你等着!”说完,他扭头就往办公室方向走。林建国知道,这回事情大了。但他不后悔。
果然,第二天一早,他刚到超市换好工服,就被叫到了店长办公室。王大贵坐在皮椅上,面前摊着一张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冷冰冰的。“林建国,你来超市几年了?”“四年了。”“四年了,工作表现一直不错。”王大贵顿了顿,把那张纸转过来推到他面前:“但昨天的事,保安队长已经提交了报告。你当众跟同事发生冲突,影响了超市形象,有顾客投诉。”林建国低头看着那张纸——上面列了三条“违规事项”。第一条是“纵容非消费人员长期占用超市公共资源”。第二条是“与同事发生言语冲突,影响营业秩序”。第三条是“擅自做主处理顾客纠纷,越权行为”。每一条都是大帽子扣下来。林建国攥了攥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王店长,事情的经过不是这样的。是保安队长先动手推人……”“经过怎样我不关心。”王大贵抬手打断他,语气不重但很坚决,透着一股子不耐烦:“结果是有投诉、有报告,这两样东西白纸黑字摆在这儿。公司有规章制度,我没办法替你破例。”他又顿了顿,像是走了一个过场之后才说出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这个月的工资会结清,再多给你一百块路费。你今天交接一下,东西收拾好,上午之前把工牌交到人事那边。”林建国坐在椅子里,半天没动弹。他想争辩。想说那个老太太没碍着任何人,想说小孩是自己撞上去的,想说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可他看着王大贵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忽然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这个世道,有时候讲道理是没用的。他站起来,接过那张纸,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行。我知道了。”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王大贵在他身后说了一句:“林建国,你人不错,就是太轴了。这社会,太轴的人吃不开。”林建国没回头,轻轻关上了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赵丽丽站在走廊里,欲言又止地看着他。“建国……”“没事。”他冲她挤出一个笑,“帮我跟大伙儿说一声,我先走了。”他回到理货区,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一个纸箱。一个水杯,一把备用的鞋垫,半盒没吃完的薄荷糖,还有一张他妈寄来的照片,压在抽屉最底下。东西不多。四年的时间,装了不到半箱。他解下工牌,放在柜台上。拎着纸箱往超市大门走的时候,他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朝角落那张长椅看了一眼。空的。今天赵红妹没来。林建国深吸一口气,推开玻璃门。外面的阳光像一盆热水兜头浇下来,四十度的高温,空气都在发颤,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他眯着眼睛往公交站方向走,纸箱抱在怀里,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走了大概十来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不是喊,是吼——一个老太太用尽了全身力气的吼。“小林!站住!跟我走!”林建国猛地回头。赵红妹站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下面,满头白发被日头照得发亮,脸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她没有拎那个红布兜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看起来很旧的牛皮纸信封,用塑料袋包着。她站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双黑布鞋踩在被晒得发软的柏油路边,身子微微发抖——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娘?”林建国愣住了,“您怎么在这儿?您不去里面坐着?”赵红妹没回答他的问题,急急忙忙走到他面前,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她的手瘦得皮包骨头,但力气大得出奇,抓得林建国有点疼。“跟我走,先别问。”“去哪儿?”“去我家。”林建国站在原地,满头雾水,心里七上八下的。他想问为什么,想问出了什么事,想问她怎么知道自己今天被开除了。但赵红妹攥着他手腕的那只手在发抖,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不是慌张,不是害怕,更像是一个人终于等到了某个时刻,浑身上下都在颤栗。他说不出拒绝的话。“行。我跟您走。”
赵红妹住在离超市四站公交的一个老小区里。那种八九十年代建的老楼,红砖墙,外墙皮剥落了大半,楼道里的灯忽明忽暗,墙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她住在三楼,门口的防盗门生了锈,钥匙拧了好几下才打开,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但到处透着旧。墙上的白灰泛了黄,家具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款式,沙发上铺着一块洗得褪色的碎花布,电视机是那种大肚子的老式彩电,天线上还缠着几圈铝箔纸。客厅的条桌上摆着一个老式的木相框,里面嵌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小男孩,两个人都笑着,背景像是某个公园。林建国没细看,他被赵红妹拉着在沙发上坐下,心里七上八下,屁股只坐了半个边。赵红妹没有马上说话。她去厨房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林建国,一杯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她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把怀里那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牛皮纸信封放在膝盖上。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老式挂钟“嘀嗒嘀嗒”的声音。林建国喝了口水,嗓子眼发紧,心里直打鼓。“大娘,您到底怎么了?有啥事您就说。”赵红妹没抬头,两只手在牛皮纸信封上反复摩挲着,信封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吸得肩膀都在颤,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小林,有些事……我憋在心里太久了,不说出来,我死都不甘心。”林建国放下杯子,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赵红妹从贴身的布包里摸出一个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袋子,打开,里面才是那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她把信封递到林建国面前,手抖得厉害,嘴唇翕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孩子,把它打开。看了你就明白了。”林建国犹豫着接过来,撕开封口——里面是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有些发黄了,还有一张老旧的照片。
他拿起照片凑到灯光下看了一眼。
里面是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还有一张老旧的照片。
他拿起照片凑到灯光下看了一眼,脸上的血色瞬间褪了个干净。
"奶奶……这……"
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字。
赵红妹没有回答,只是死死攥住他的手腕,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泪。
她说了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让林建国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砰"的一声坐倒在椅子上,手里的照片飘落在地,他盯着天花板,半天没有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