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毛泽东自述》: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泽东最初知道李大钊的名字，是1916年的9月，这时李大钊已从日本回国，并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一天，毛泽东无意中看到同学有一本《新青年》杂志，便忙借来看。在这本杂志上，他读到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文章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文章号召青年“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次以乐其无涯之生”。毛泽东对上述话语极为赞赏，很为之振奋。他说:是的，“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于是，毛泽东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之一。每逢接到新的一期杂志，他即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一些精辟段落和具有哲理、远见的句子，深刻领会。他完全同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等主张。

毛泽东不仅爱读《新青年》，还曾给它投稿。1917年春，毛泽东登过岳麓山之后，激情之下，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新青年》编辑部。慧眼识珠，《新青年》很快予以发表了。

1918年8月，秋风送爽，枫叶初红。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前往北京。这事是他在春天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建立新民学会不久就商量过的。原来，杨昌济先生执教于北京大学后，给他们写了信，谈到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等事。毛泽东早就希望能到北京一趟，拜访一下《新青年》的编者，所以，在湖南一师毕业后不久，随即于8月15日率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萧三、罗章龙等20余人，离开长沙北上。

他们于8月19日抵达北京。当时的北京古城，是直系军阀严密统治的地方，富丽堂皇之下，体现着封建与腐朽。这里是官僚传统的沃土，是达官贵族的世界。而北京大学，则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传播的园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场所。更使人注目的是，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已开始把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正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给那些求知青年指明一条闪光的大道。

毛泽东到北京以后，先住在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老头同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后来，他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湖南来的另外七个青年到景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此间，他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奔走呼号，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勤工俭学会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找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于是，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因此也不太理会一个从乡下来的青年，唯有李大钊愿意和他接近。虽然李大钊已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但他发现毛泽东思想异常敏捷，锐气毕露，因之，每次谈话，总谈得很投机。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书刊杂志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回答毛泽东的一个个提问，有时长达一两个小时。

毛泽东崭新的思路，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和毛泽东在一起，李大钊更为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仿佛展望到20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便有意主动介绍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则以很大的热情参加其活动，以报答李大钊的看重。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当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时，台下数千人爆发出阵阵掌声。李大钊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会场，聆听了李大钊的著名演说。不久，李大钊又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十分兴奋，仿佛看到在中国的希望。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28日，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月19日，又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选大会;3月10日，在理科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

1919年春天，北京街道的垂柳已被春风染绿的时候，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出国离开了北京，乘火车南下上海。在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当他向赴法同学挥手告别时，夕阳的余晖洒满了黄浦江，混浊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他穿着破旧的被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目送着客船渐渐远去，一时心潮澎湃，想起在北京时，李大钊先生那充满豪情的话语，更深地体会到他在新民学会提出的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的含义，不禁再次扬手对正随船远去的同学大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随着黄浦江上的春风，传得很远很远。

为了开展湖南的活动，第二天，他便回到了长沙。在北京，虽然他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他有两个大收获，对他十分重要，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李大钊；二是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回长沙不久，北京即爆发了五四运动。他深刻认识到这个运动的巨大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为了宣传五四运动，他在长沙连绵不断的夏雨里，通过两个多月的奔波和张罗，终于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于7月14日正式创刊。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几天，这份新创办的杂志，带着它浓厚的激进思想，传到北京。李大钊看过后，十分重视，赶紧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国读者介绍和推荐：“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

《湘江评论》第二至第四期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毛泽东从十月革命，尤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历史每次变革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预言：“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李大钊对此尤为关注，于12月28日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同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虽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远隔千山万水，两人的心却是相通的，要求变革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毛泽东深感欣慰。

1919年12月底，为了推动湖南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第二次到了北京。他是作为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团长到京的，临行时，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准备在京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情况。

到北京后，他首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他便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在馆长办公室里，他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驱张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又连续到李大钊处找他，专门讨论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显然，这亦是受李大钊的影响，表明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十分向往。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后来，他果真在长沙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这时的毛泽东，已感到赴俄学习要比赴法学习迫切得多了。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改造和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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