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诊肺癌晚期满心绝望,卖掉上海千万房产远赴荷兰办理安乐死,躺在病床等候药剂注射时,医生急忙冲进递来文件:您必须看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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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第三次进来核对我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我说都对。

她笑了一下,把留置针扎进我手背,说马上就可以开始了。窗外是阿姆斯特丹少见的大太阳,晒得输液架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张皱巴巴的房产过户凭证复印件,八百六十万,三天内打的款,一次性。

针管里的药水是浅黄色的,护士说这是镇静剂,第二支才是真正的药。

我在想我妈会不会原谅我。

针刚推进去一半,门被撞开了。



01

CT片子挂在灯箱上,医生用笔尖敲那个白色的阴影,敲了三下。

"纪女士,肺部这个占位,边界不规则,考虑晚期。"

我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晃,我一直在想怎么没人修一下。

"多久。"我问。

"三个月,最多。也可能更短。"

医生说话的时候没看我,看的是电脑屏幕,鼠标点了两下,像是在核对什么数字。

我老公走的时候我在苏州出差。谈一个客户,甲方临时改方案,我在会议室改了一个通宵的PPT,手机静音,第二天早上七点看到我妹妹发来十二个未接电话。

我没赶上最后一面。

殡仪馆的人问我要不要看一眼,我说不用了,我说他睡着的样子我见过很多次,不用非要看最难看的那一次。

那句话我说得特别镇定,后来我妈骂我没心没肺,我没反驳。

从医院出来,我在马路边站了很久,看车流。

我想的不是死不死这件事,我想的是别再来一次那种通宵改方案、错过最后一面的事了。

这次我要提前安排好。

我打给中介,甄雨秋,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说这个人做事快,靠得住。

"甄律师,我想卖房子,尽快。"

"纪姐,多久算尽快?"

"一周之内。"

电话那头停顿了两秒。

"您这个价格,一周之内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可能,但通常都会低于评估价。"

"低多少都行,我要快。"

她又停顿了一下,这次停顿的时间更长,我当时以为她是在算价格,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一刻在想别的事。

三天后,甄雨秋带着一个买家看房,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全程是甄雨秋在跟我谈价格。

八百六十万,比评估价低了一百多万,我一口答应。

"纪姐,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这个价格……"

"考虑什么,我要的是快。"

三天,全款,到账。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着搬家公司的人把最后一个纸箱抬走,突然觉得这事顺利得有点不对。

八百六十万的房子,一个从未露脸的买家,三天打全款,一分钱都没跟我磨。

我当时以为,这是我运气好。

现在想起来,那个买家从头到尾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过,甄雨秋倒是每次都抢在他开口之前接过话头。

我那时候没往心里去。

我以为自己快死的人,哪有精力去琢磨别人卖房子为什么这么顺。

02

我把诊断书拿给纪晓芜看的时候,她正在厨房煮面。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她把火关了,站在灶台边,手上还拿着漏勺,一句话没说。

"妈,"她说,"你确定?"

"确定什么?"

"确定要去荷兰。"

"确定。"

我以为她会哭,或者跟我吵,让我先化疗试试。她没有。

她只是把漏勺放下,走到我旁边,拿起我的手机。

"我帮你查一下资料。"

我说好。

她低着头查了很久,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我在旁边看电视,没在意她具体在查什么。

后来的两个星期,她几乎每天都要拿我手机"帮忙查资料",有时候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她一看到我出来,立刻把手机屏幕按暗。

"妈你怎么起来了。"

"上厕所。你干嘛呢?"

"没干嘛,查点东西。"

我那时候以为她是在查荷兰那边的流程,签证、机票、住宿之类的琐事,一个人要照顾病重的母亲,事情多,我没多想。

有一次我拿起自己手机,发现浏览器的历史记录被清空了。

我问她。

"妈你别管了,我弄的,手机太卡我清理了一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没看我,看的是窗外。

我记得那天上海刚下过雨,窗玻璃上还挂着水珠,她的侧脸被那层水光照得有点模糊。

我信了。

我一个快死的人,哪有心思去想女儿到底在手机里翻了什么。

我甚至觉得她这样反而好,比哭哭啼啼强,比那种整天愁眉苦脸、什么都不干只会掉眼泪的做法强多了。

我妈当年知道我爸走的消息,是先愣了三秒,然后开始安排葬礼流程,一件事一件事地列清单。我总觉得那是我们家女人的一种本能,事情来了先做,情绪的事后再说。

纪晓芜大概也是这样。

我这么想着,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她那两个星期到底在忙什么,我只以为是替我操心行程,操心那些琐碎的流程性的事,签证材料,往返机票,酒店预订。

我没想过她可能在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03

去荷兰之前的最后一次,我去了菜市场。

不是为了买菜,我一个快死的人,买菜有什么用。

我就是想再走一遍这条路,从家门口到菜场,拐两个弯,路过一家开了二十年的面馆,再走到菜场东头那个卖菜的摊子。

摆摊的是佟毓敏,我认识她十几年了,每次买菜她都要多塞我两根葱。

"纪太,好久没看到侬了。"她一边称青菜一边说,秤杆子在她手里晃得很稳。

"最近事情多。"

"侬看着气色不错嘛。"

我笑了笑没接话。

她把菜装进袋子,动作停了一下,把手按在腰上,喘了口气。

"侬这是怎么了?"

"没事,最近老是喘不过气,可能天气热。"她挥挥手,"没钱去大医院看,社区医院配了点药,凑合着。"

我说你要注意身体,她说侬晓得伐,摆摊的哪有那个闲钱去大医院排队检查,一检查就是几千块。

我没多想,掏了钱,接过袋子。

她说的那句"喘不过气",我当时只当是一句家常的抱怨,跟她说的"天气热""生意不好做""儿子不听话"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菜市场里飘来飘去的琐碎声音,听过就忘。

我拎着菜袋子走回家的路上,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

我摸了摸包里那张纸,房产过户凭证的复印件,我特意去打印店复印了一份,原件已经给中介了。

这张纸我一直放在枕头底下。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会拿出来看一眼,八百六十万,我的名字,签字的日期。

我妈问过我一次,这张纸留着干嘛。

我说留个纪念。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等我走了以后,纪晓芜整理我的遗物,能在枕头底下看到这张纸,就知道妈妈把该安排的事都安排好了,没给她留下一堆麻烦。

我想让她看到这个,然后知道,妈妈是体面地走的,不是拖着一身病、拖累她、把烂账留给她收拾的那种走法。

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

那天晚上我把复印件从包里拿出来,塞进行李箱最里层,紧贴着护照。

第二天一早,飞机票是纪晓芜订的,她说她跟我一起去,全程陪着我。

我没拒绝。

其实我也没底气拒绝,一个人去荷兰死,我心里也怕。

04

阿姆斯特丹的机场比我想象的小,出关的时候排了很长的队,纪晓芜拉着我的行李箱走在前面。

"妈,你行李怎么这么轻?"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眉头皱了一下。

"轻好,走路方便。"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那个表情我记了很久,那不是随口一问的样子,她的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两秒,又落到行李箱上,好像在核对什么。

我以为她是嫌我没带够换洗衣服,怕我到了那边不方便。

出了机场,医院的车来接,一路上纪晓芜坐在副驾,跟司机用英语聊了几句,我听不懂,也没在意。

到了医院,第一次见万徳森医生。

他个子很高,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说话的时候中文带着很重的口音,动词总是跑到句子后面去。

"纪女士,您好。我是,负责您的,主治医生。"

他说话很慢,每说一句要停顿一下,像是在脑子里先把整句话组织好,才敢开口。

"流程,我们会,非常严格,走每一步。"

他把一份表格摊在桌上,让我填,又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我在国内的病历,让我确认每一页。

"这个,检查报告,原件,您带来了吗?"

"带了复印件,原件……我记得我留在家里了。"

他皱了皱眉,跟旁边的护士说了几句英语,护士立刻打电话联系什么人。

"我们,需要,原件。或者,医院,直接,传真。"

我当时觉得这是荷兰这边的流程繁琐,什么都要原件,什么都要盖章确认,办一件事跑十趟。纪晓芜在旁边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我以为她在联系上海那边的医院要传真件。

那几天,医院反复要我们补充材料,一次说少了病理报告的某一页,一次说需要主治医生的亲笔签名件,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一周。

我心里有点烦躺,觉得这荷兰人办事怎么这么死板,一份文件缺一个章都不行。

万徳森每次核对我的身份信息都特别仔细,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反复对照,有一次他甚至把我的名字用拼音重新写了一遍,跟系统里的对照。

"纪,安宁。对吗?"

"对。"

他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当时没多想,后来回想起来,那不是普通的核对流程该有的眼神,那眼神里带着一种犹豫,好像他在核对的不只是名字。

我把这些都归结为荷兰人的严谨,欧洲人做事一板一眼,规矩比人情大。

我没想过,他们反复要的那份"原件",跟我以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05

安乐死执行的日期定在了周四。

前一天晚上,纪晓芜陪我在酒店住,她一直没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坐在窗边,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

"你还没睡?"

"睡不着。"她把手机放下,"妈,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她没再说什么,低下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第二天一早,医院的车来接我们。

病房比我想象的干净很多,墙是浅蓝色的,窗户很大,阳光晒进来,晒得地上一片白。

护士进来核对我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第一次。

"纪,安宁,出生日期,1971年3月……"

她笑了一下,退出去。

万徳森进来跟我谈了最后一遍流程,问我是否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问我是否还想改变主意。

"不改变。"我说。

他点点头,在文件上签了字。

护士第二次进来核对姓名和出生日期。

"纪女士,我们再确认一次,为了确保……"

"都对。"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张皱巴巴的复印件,纸边已经磨得起了毛。

护士第三次进来,重复了同样的问题。

她笑了一下,把留置针扎进我手背,说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窗外是阿姆斯特丹少见的大太阳,晒得输液架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纪晓芜站在床边,一直没说话,手攥着我的另一只手,攥得很紧。

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护士开始推第一支药水,浅黄色的液体,顺着管子一点点往下走。

"这是镇静剂,"护士说,"接下来会有一点点想睡的感觉。"

我妈今年八十二了,我没告诉她我要来荷兰,我跟她说我出差,出差要一个月。

针管里的液体推进去了一半,我感觉手臂有点发麻,眼皮开始发沉。

窗外那片阳光还是那么亮,晒得整个房间都是白的。

医生冲进来,手里的文件被他攥得变了形,边角都是汗渍。他喘着气,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利索。

"stop, stop——"他冲护士喊,又转头看我,"您必须看完这个,现在,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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