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将金毛寄养在宠物店后断联8年,直到宠物店搬迁时,翻出69张小票,得知真相让店主浑身发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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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金毛主人把它寄养在宠物店,说好七天来接。

她留下厚厚一沓现金,连狗绳都没有回头拿,只对我说了一句:“没事别联系我。”

八年后,我的宠物店搬迁,收拾收银台最底下那个旧抽屉时,翻出一个被胶带缠了好几圈的饼干盒。

盒子一打开,六十九张褪色的小票散了一桌。

我本来想把它们丢进垃圾袋,可就在手伸出去的那一下,我看见其中一张小票背面,有几行凌乱的蓝色圆珠笔字。

我的手停在半空。



我叫夏晚,二零一六年春天,在城西一条老街上开了一家宠物店。

说是店,其实只有二十来平。

门脸夹在修鞋摊和包子铺中间,卷帘门拉起来会响,玻璃门上贴着被太阳晒卷边的价目表。

洗澡、美容、寄养、剪指甲,几个字用红色马克笔写着,远看还算热闹,近看就知道日子紧。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刚离婚半年。

我前夫走的时候,把家里的冰箱、电视、床垫都搬走了,剩下一只掉漆的电饭锅和一张四条腿不太齐的折叠桌。

我没有孩子,也没什么娘家可依靠。

我妈去世早,我爸后来再婚,逢年过节打电话给我,开口多半是问我店里生意好不好,好了就让我给弟弟买件衣服,不好就劝我早点关门找个正经班上。

我不爱听这些话。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把卷帘门推上去,先把门口两块地垫拍一拍,再去隔壁包子铺买一个素包子。

包子铺的老板娘姓魏,大家都叫她魏姐。她常把一杯没卖完的豆浆塞给我,嘴上却不饶人。

“夏晚,你这店啊,得弄个亮堂招牌。你看你门口那灯,一闪一闪的,晚上跟要闭店似的。”

我把豆浆接过来,手上还沾着消毒水味,笑着说:“灯管二十八,电工上门五十。等我这周多洗两只狗再说。”

魏姐把蒸笼盖子往旁边一扣,白汽扑了她一脸。她擦了擦额头,说:“你这人,钱攥得比我还紧。”

我没有接话。那时候我不是攥钱,是钱实在不够攥。

店租一个月两千八,水电另外算。

狗粮、浴液、吹风机、剃毛刀,哪一样都要钱。

我白天给猫狗洗澡,晚上记账,账本上常常只有几行字:进账两百四,支出一百八,剩六十。那六十块还没捂热,第二天房东就会骑着电动车来催税费。

也是那年六月初,豆豆第一次进了我的店。

那天下午下过一场阵雨,老街地砖缝里都是泥水,包子铺门口的塑料棚还在滴答滴答往下淌。店里刚走了一只洗完澡的博美,地上有几团白毛,我蹲着拿刮水器往下水口推。玻璃门被人从外面拉开,风先进来,跟着进来的是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她穿一条米白色裙子,头发盘得很整齐,脚上的高跟鞋没有沾一点泥。她手里牵着一只金毛,毛色很浅,像晒过的麦子。那只金毛不大,应该才一岁多,耳朵贴着头,站在门口不肯往里走。

女人皱了皱眉,手腕往里一带。

狗被她拽得踉跄了一下,前爪在地上滑出一点水印。我赶紧放下刮水器,蹲到门边,轻声说:“慢点,地上滑。”

女人没有看我,只低头看狗,声音冷冷的:“豆豆,进去。”

那只叫豆豆的金毛抬头看了她一眼,尾巴夹得很低。它不是凶,也不是脏,就是怕。那种怕,我后来见过很多次。有些狗被人打过,听见拖鞋声会缩;有些猫换过几次主人,进笼子前会把爪子扒得很紧。豆豆当时就是那样,身体很大,眼神却怯生生的。

我把手背伸过去,让它闻。

它先往后躲了一下,鼻子动了动,才小心碰了碰我的手背。碰完以后,他立刻又抬头去看那个女人,好像做错事要等一句话。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开店的人不能先替客人断案。我站起来,拿出寄养登记本,问她:“寄养几天?”

女人从小包里拿出身份证,放到收银台上,指尖敲了敲桌面。

“七天。”

“狗粮自带还是用店里的?”

她把一个很新的帆布袋放到地上,里面有半袋进口狗粮,两包零食,还有一个旧旧的布球。东西都挺好,只有那个布球边角被咬得毛糙,像是豆豆真正熟悉的东西。

我翻开登记本,笔尖落到纸上,照例问:“狗狗有没有什么忌口?平时几点吃饭?怕不怕笼子?”

女人这才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好看,可那一眼没什么温度。

“你们不是专业的吗?该怎么养就怎么养。”

我握着笔停了一下。

旁边笼子里一只泰迪叫了两声,豆豆被吓得往女人腿边靠。女人却往旁边让了半步,像裙摆被蹭到会脏。豆豆僵在原地,尾巴摆也不是,不摆也不是。

我把声音放低:“那我按普通寄养来。一天两顿,早晚遛,晚上睡笼子。它如果不适应,我会先陪一会儿。”

女人从包里拿出一沓现金,直接放到收银台上。

“不用找了。”

我数了一下,整整三千。按我店里的价格,七天寄养加洗护,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我把多余的钱推回去,说:“女士,这个太多了。七天用不了。”

她没有接,反而把身份证抽回去,塞进包里。那一下动作很快,像怕我多看一眼。

“多的算辛苦费。”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了看豆豆,还是问:“您留个常用电话。万一狗狗生病,或者不吃饭,我得联系您。”

她报了一串号码。我写完以后,照例把寄养单撕下一联递给她。

她没接第二下,我只好把单子放在台面上。

门口的雨又大了一点,打在塑料棚上噼啪响。女人转身要走,豆豆忽然急了,四只爪子往前一扑,喉咙里挤出一声很低的呜咽。

我还记得很清楚,它没有叫,只是哼了一声。

女人回头,看她的眼神里不是不舍,是烦。

我蹲下来抱住豆豆的脖子,它身体抖得厉害,毛湿了一点,贴在我胳膊上。女人站在门口,伞已经撑开,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流。

她对我说:“没事别联系我。”

说完,她踩着水走了。

豆豆挣了两下,没挣开。它望着门外,一直望到那把黑伞拐过包子铺门口,看不见了,才慢慢把头低下来。魏姐从隔壁探头进来,手里还拿着夹包子的夹子,看见它那样,啧了一声。

“这狗怪懂事的。”

我摸了摸豆豆的耳朵,耳朵软软的,烫得厉害。

“懂事的狗,最叫人操心。”

头七天,豆豆几乎不吃东西。

我把狗粮倒进不锈钢碗里,它闻一闻,退回垫子上趴着。别的狗听见饭盆响就扑过来,它只把下巴压在爪子上,眼睛朝门口看。每次玻璃门响,它都会立刻站起来,跑到收银台边,尾巴刚摆两下,看清进来的不是那个女人,又一点点垂下去。

第二天晚上,我关店以后,把它从寄养区牵出来。它走得很慢,像不敢相信自己能出来。我端着饭碗坐在地上,把狗粮用温水泡软,又撕了半根火腿肠掺进去。

“吃点吧。”我把碗推到它面前,手背轻轻碰了碰它的鼻子,“你不吃,我明天就要挨魏姐骂。她骂人可厉害了,隔壁卖鱼的老陈都怕她。”

豆豆听不懂,但它看着我。那双眼睛湿漉漉的,里面没有责怪,只有等。

我后来很多次想起这一天。店里灯管坏了一根,头顶一亮一暗,消毒水和狗粮泡水的味道混在一起。我一个离婚半年、口袋里只剩一百二十块的人,蹲在一只被寄养的金毛面前,像劝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它终于低头吃了三口。

就三口。

我高兴地在账本边上写了一句:豆豆晚饭吃三口。

第七天上午,我特意给豆豆洗了澡。金毛毛厚,吹起来费时间,我怕女人来接时嫌它不干净,从十点吹到快十二点。豆豆站在美容台上,前爪搭着边沿,风筒一响就往我怀里缩。我一边吹一边哄它:“再忍忍,吹干了好看。你主人来了,总不能说咱们店不讲究。”

魏姐中午给我送了碗馄饨,见我还在给狗梳毛,忍不住笑:“夏晚,你这不是寄养,这是伺候祖宗。”

我拿梳子把豆豆脖子上的毛理顺,说:“收了人家钱,就得把活干好。”

魏姐靠在门口,眼睛朝外面看了一眼:“那女人到现在没来?”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二点四十。

“下午吧。”

下午没有来。

晚上也没有来。

我打电话过去,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响了很久,终于接通。电话那头有音乐声,还有人说笑,女人的声音隔了一层似的。

“哪位?”

我报了店名,又说豆豆寄养到期了,问她什么时候来接。

她沉默了两秒,像才想起有这么回事。

“我出差了,过两天。”

我低头看着趴在我脚边的豆豆。它听见我说“豆豆”两个字,耳朵动了一下,立刻抬头看我。

我问:“那我按延期给您记账?”

女人的声音有些不耐烦:“钱不是给你了吗?”

“给了。”我尽量把话说得平和,“但狗狗在店里,我得确认一下时间,也方便照顾。”

她那边有人喊她,她把声音压低,丢下一句:“别老打电话,我忙。”

电话挂了。

接下来两天,我没有再打。第三天晚上,豆豆开始拉肚子。我带它去了巷口的宠物诊所。诊所的医生姓唐,四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她摸了摸豆豆的肚子,又看了看牙龈,问我:“主人呢?”

我说:“寄养的,还没来接。”

唐医生拿体温计的手顿了一下。她在这条街开诊所多年,什么样的主人都见过,没多问,只说:“情绪也影响肠胃。先吃药,晚上你多看着点。”

我把药费付了,七十八块。

那天回店里,已经快十点。街上只剩烧烤摊还亮着灯,豆豆走得没力气,我牵着它,它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我。我弯腰摸它脑袋,说:“别看了,我在呢。”

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我在呢。

我那时候连自己的日子都没照顾明白,却已经开始对一只寄养的狗说这种话了。

半个月后,女人依旧没来。

我又打了几次电话。起初她还会接,语气一次比一次差。她说自己忙,说家里有事,说过几天一定来。后来有一次,我刚说完豆豆的名字,她突然发火。

“一只狗而已,你烦不烦?”

我坐在收银台后,手里拿着豆豆的药袋,听见这句话,指尖慢慢攥紧。豆豆就在我脚边趴着,它不知道电话里的人说了什么,只听见对方声音尖,身子先抖了一下。

我忍着气说:“它不是一只物件。你如果实在不方便,可以写个放弃声明,或者找家里人来接。”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女人冷笑了一声:“你挺会管闲事。”

她把电话挂了。

再后来,那号码就成了空号。

我拿着手机在店里站了很久。门口魏姐的包子卖完了,正拿水管冲地,水流从我门口经过,把几根金毛冲到下水道边。豆豆站在我身后,轻轻用鼻子碰了碰我的小腿。

我低头看它。

它已经不往门口冲了。

有些希望不是一下子没的,是一天一天被拖没的。第一天等,第二天等,一个星期等,一个月还等。等到某天玻璃门响,它只是抬一下眼皮,不再站起来,那比嚎叫更叫人难受。

我把那张寄养凭证夹进账本,又把女人给的现金单独放进一个信封。魏姐看见我这样,急得拍桌子。

“你傻不傻?人都跑了,你还替她留钱?”

我把信封塞进抽屉最里面,说:“万一她回来,总要有个账。”

魏姐瞪着我,手里的抹布拧出水来:“她要是真回来,你还打算把狗还给她?”

我没回答。

那天晚上,我给豆豆铺了新垫子。垫子是旧客人不要的,上面印着小熊,边角有点破。我用针线缝了缝,放在收银台后面。豆豆原本睡寄养笼,我把笼门打开,它站在门口看了我半天,才慢慢走出来,趴到垫子上。

我蹲在它面前,把那只旧布球放到它爪边。

“以后你就睡这儿。”

豆豆抬头看我,尾巴在垫子上轻轻扫了一下。

我伸手摸它脖子,声音很低:“你要是愿意,就跟我过吧。咱俩都没什么本事,但我不会把你丢了。”

这句话说完,他把下巴放到我手背上。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旁边的复印店复印了寄养单,又让唐医生帮我做了检查记录。唐医生听完来龙去脉,拿笔在病历本上写得很慢,写完后把本子递给我。

“你心软是好事。”她说这话时,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但养金毛不便宜,疫苗、驱虫、体检,老了以后更花钱。你要想清楚。”

我把豆豆牵绳绕在手腕上,豆豆坐在我脚边,很安静。

“我想清楚了。”

唐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豆豆。过了一会儿,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小袋肠胃粮,放到我包边上。

“临期的,不收钱。别跟我客气,反正卖不完也得下架。”

我想拒绝,她却把病历本合上,语气还是慢慢的:“你店里那只蓝猫,上个月洗澡差点咬人,你都没多收钱。就当我还你。”

豆豆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之后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它留下就变轻松。金毛吃得多,掉毛也多。春天换毛时,我每天扫出一小盆毛,魏姐隔着门口喊:“夏晚,你店里是不是下雪了?”

我拿着扫帚回她:“你包子铺蒸汽比我毛还大,我说什么了吗?”

魏姐笑骂我两句,晚上关门时又会把卖剩的馒头掰一块给豆豆。她掰得小心,怕豆豆噎着,嘴上却说:“给你,不是给它。你少买一个包子,能省一块五。”

豆豆很会认人。唐医生来店里,它会摇尾巴;房东来催租,它就趴在收银台底下不动。房东姓冯,瘦高个,穿一双黑皮鞋,进门前总先咳一声。

“小夏,房租该交了。”

我每次听见这句话,手里的剪刀都要停一下。冯叔倒不是恶人,他也有自己的房贷和儿子学费,只是说话总带着算盘珠子响。

有一年冬天,店里生意差,房租差六百。我把抽屉里的零钱倒出来,硬币铺了一桌。豆豆趴在旁边看我数,数到最后,我自己都笑了。

“豆豆,要不你出去卖个萌?”

它听见自己的名字,立刻坐直,尾巴摆了摆。

我摸摸它的头:“算了,你也老实,不会卖。”

冯叔傍晚来收租,看见桌上那堆零钱,眉头皱了一下。我以为他要发火,没想到豆豆走过去,用鼻子碰了碰他的裤脚。冯叔低头,和他对视了几秒,叹了口气。

“差的下个月补。”

我赶紧站起来,说:“谢谢冯叔。”

他摆摆手,眼睛却还在豆豆身上:“狗挺乖。就是别让它在门口大小便,楼上老太太上次又说味儿大。”

我连声应着。那晚关店后,我牵着豆豆绕老街走了两圈。冷风从巷口灌进来,我的手冻得发红,它却走得很慢,时不时回头等我。路灯下面,它的影子比我大一圈。

从那以后,豆豆成了店里的招牌。

不是因为它会表演,也不是因为它长得多漂亮。它只是安静。小孩子伸手摸它,它不会躲;老人牵着小狗进来,它会主动让开;有些狗第一次洗澡害怕,在美容台上乱蹬乱叫,它就趴在下面看着,尾巴轻轻摇。好几次,新来的狗听见它喘气的声音,慢慢就不挣了。

我给一只雪纳瑞剪毛时,主人在旁边看见豆豆,问:“老板娘,你家金毛脾气真好,多少钱买的?”

我手里的推子停了一下。

豆豆趴在阳光里,耳朵边有一圈细软的毛。它像听懂了“买”这个字,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笑了笑:“不是买的。它自己留下的。”

客人听不明白,也跟着笑:“那它有眼光。”

我没有再解释。

二零一八年夏天,老街修路,宠物店门口挖了半个月。灰尘飞得到处都是,客人嫌停车麻烦,生意一下子少了一大半。我每天早上把门口拖两遍,拖完还没干,工程车一过,又是一层灰。

那段时间,我差点关店。

有一天晚上,电费单和狗粮进货单一起压在收银台上,我算完账,发现卡里只剩三百多。豆豆已经四岁多了,毛色比刚来时深一点,眼神也稳。它趴在我脚边,听我一张一张翻单子。

我把笔往桌上一放,低声说:“豆豆,要不咱们不干了?”

他抬起头,耳朵歪了一下。

我伸手揉它耳朵,越揉越没出息,眼泪啪嗒掉到账本上。那时候店里没客人,风扇转得吱呀响,门口坑坑洼洼的路被围挡挡住,只剩一条窄缝给人走。我想起离婚那天,前夫站在门口说我这个人太轴,守着一家破店,不如早点认命。

我当时还嘴硬,说店在,我就在。

可真到撑不住的时候,嘴硬没用。狗粮不会因为你委屈就少收钱,房租也不会因为你没哭出声就晚一天。

魏姐就在那晚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她看见我眼睛红,没问,先把碗放到收银台上,又蹲下去摸豆豆。

“我家外甥女在小区群里帮你发了广告。”她说,“这几天可能有人来给狗洗澡,你别关门关得太早。”

我拿袖子擦了擦眼角,声音有点哑:“魏姐,我欠你的人情都记着。”

她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记什么记,你先把汤喝了。人热糊涂了,狗还跟着受罪。”

第二天,真有人来。

先是附近小区一个阿姨抱着比熊,说群里看见介绍。再是一个年轻姑娘牵着柴犬,说老板娘手稳。那个月,我一天最多洗了九只狗,胳膊抬到晚上都发酸。豆豆趴在门口,不吵不闹,客人来了就摇尾巴,客人走了又趴回去。



不光那个月。其实从豆豆留下以后,我就开始留小票。

一开始只是习惯。我开店记账细,每个寄养客户、每次美容、每袋狗粮进货都有票。豆豆虽然成了我的狗,可当年那张寄养凭证一直压在抽屉最下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扔。也许是怕有一天那个女人回来,站在店门口说我是偷狗的。也许是怕自己也忘了,豆豆曾经在这里等过一个人,等到后来不等了。

所以每逢给豆豆洗澡、剪脚底毛、修耳边毛,我都会照常打小票。客人会笑我。

“老板娘,自己家的狗也打票啊?”

我把小票撕下来,夹到账本里,说:“凡事都该有个交代。”

这话说出去,别人听着像玩笑,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

豆豆第六岁那年,开始有了白毛。

最先白的是嘴边,后来眼角也白了一点。它还是爱趴在门口晒太阳,只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一听见牵引绳就跳起来。唐医生给它体检时,摸着它后腿,皱了皱眉。

“关节开始不好了。”

我站在诊疗台边,手里拿着它的牵引绳,心一下子提起来:“严重吗?”

唐医生没有吓我,语气还是那样慢:“大狗上年纪都这样。别让它爬太多楼,少胖,天气冷了注意保暖。药先吃一段。”

豆豆坐在台上,低头舔我的手背。它不知道“上年纪”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我手心出汗了。

那天药费花了四百六。

我回店里,把收银台抽屉拉开,想拿钱时,看见里面的旧信封。女人当年多给的那些现金,早就被我一点点用在豆豆身上了。每花一笔,我都在信封背面记一行:肠胃药七十八,疫苗一百二,关节药四百六。写到后来,信封背面密密麻麻,已经没有地方。

我把新的药费小票折好,放进饼干盒里。

那个饼干盒是魏姐送的。铁皮的,红底黄花,原来装杏仁饼。豆豆闻过一次,发现里面没有吃的,就再没兴趣。我把它放在收银台最底下,里面装着豆豆的寄养凭证、病历复印件、美容小票、用药单,还有那只旧布球掉下来的几缕线。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盒子。

二零二一年冬天,老街拆了一半,旁边新开了一个商场,里面也有一家宠物会所。人家的玻璃门比我整个店都亮,洗澡间是透明的,店员穿统一围裙,门口还有会摇尾巴的电子屏。

我的店更显旧了。

墙角因为潮气起皮,吹风机换过两次,美容台的边角被狗爪磨得发白。有几个老客人搬走了,新客人进来看一圈,问完价就说再考虑。魏姐的包子铺也不好做,她儿子劝她去商场旁边租个新铺面,她舍不得这条街。

“我们这些老门脸啊,跟老牙一样。”她有天坐在我店门口剥毛豆,剥完一颗扔进盆里,“不疼的时候没人想拔,疼起来就嫌碍事。”

我听着这话,拿梳子给豆豆梳背毛。豆豆趴在脚垫上,眼皮耷着,呼吸比年轻时重。

我说:“你这话不像你说的。”

魏姐白我一眼:“我也有文化的时候。”

她嘴硬归嘴硬,晚上还是给豆豆带了一小块蒸南瓜。豆豆牙口没以前好,咬得慢,她蹲在旁边看了半天,声音低了一点:“豆豆也老了。”

我手里的梳子停了停。

“嗯。”

魏姐把剩下的南瓜用纸包好,塞到收银台边:“明天拌狗粮里。别一次吃多。”

二零二三年秋天以后,我开始尽量少让豆豆接客。以前有客人要摸它,我会说慢点,现在我会先挡一下,告诉人家它年纪大了,腿不好。它大概也知道自己不如从前,更多时候趴在收银台后面,眼睛跟着我走。

有一次我给一只萨摩洗澡,水溅了满身,脚下一滑,差点摔倒。豆豆听见动静,撑着前腿要站起来,后腿却没跟上,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关水,跑过去扶它。

“别起来。”我蹲在它旁边,手按着它背,“没事,我没摔。”

它喘着气,鼻子贴在我袖口,像要确认我真的没事。

我那天晚上关店很晚。给它吃药时,它把药片含在嘴里不肯咽。我把药藏进鸡胸肉里,它一口吃了,吃完又舔我的手。我看着她灰白的嘴边,忽然很想骂那个女人。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她没有看过豆豆这几年怎么一点点老去。

她不知道豆豆喜欢睡在收银台右边,因为那里下午有阳光。她不知道豆豆怕雷,每次打雷都要把头钻到我膝盖下。她不知道豆豆不喜欢蓝色塑料盆,却喜欢那个边角破了的小熊垫子。她不知道它每次洗完澡,会自己叼着毛巾走到门口,等我夸一句“真乖”。

可这些话我只能说给豆豆听。

它听不懂,也从不反驳我。

二零二四年开春后,房东冯叔来了一趟。

他这些年胖了点,头发白了一半,进门还是先咳一声。我正给豆豆擦眼角,听见声音回头,心里先往下沉。冯叔每次来,不是收租,就是说房子有事。

他站在收银台前,没像往常那样坐下,手里拿着一叠纸。

“小夏,这片要统一改造。”

我手里的纸巾停住。

他把纸放到台面上,眼神有些躲:“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街道这边弄新商业街,房租要涨。你要续租,一个月得六千五。”

店里安静了一下。

六千五。

我把这个数在心里念了一遍,像把一块石头吞下去。现在的生意,一个月扣掉成本,剩下的都不一定有六千五。豆豆从垫子上抬起头,看见我站着不动,慢慢挪过来,鼻子碰到我的小腿。

冯叔看见豆豆,声音放轻了一点:“我知道你不容易。可这回真不是我能定的。你要搬,我给你留一个月时间。”

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发紧。

魏姐那天也在。她听见动静,从隔壁过来,手上还有面粉。看完通知,她把纸往桌上一放,脸色比我还难看。

“六千五?你们怎么不去抢?”

冯叔叹气:“老魏,你别冲我嚷。我自己那边也要重新签。”

魏姐还想说,我拉了她一下。

“算了。”

她回头看我,眼睛瞪着:“什么算了?你这店开了多少年?”

我看着墙上那张旧价目表,看着美容台,看着门口豆豆趴过的那块地垫。那些东西都旧,可每一样我都熟。我知道哪块瓷砖下雨天会返潮,知道吹风机插头要往右压一下才稳,知道卷帘门拉到最后半尺要用肩膀顶。

我没有哭,只是把冯叔那张通知叠起来,压到计算器下面。

“我找地方。”

找地方比我想的还难。

附近租金都涨了,便宜的铺子不是太偏,就是不能养宠物。有一家在菜市场后面,房租合适,可隔壁卖活鱼,味道太重。还有一家在小区底商,门口台阶太高,豆豆上下不方便。我骑着电动车跑了十几天,晒得脖子脱皮,回到店里还要洗狗、接电话、给豆豆喂药。

唐医生知道我要搬店,帮我问了几个客户。她有天晚上把一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这个铺子小点,离这儿两站路。以前是花店,房东人还行。”

我接过纸条,问:“租金呢?”

“四千二。”

我低头算了一下,还是紧,但能喘口气。

唐医生看出我的犹豫,拍了拍豆豆的脑袋:“别拖。豆豆现在不能折腾太久,早定下来,搬的时候也能慢点。”

豆豆趴在诊疗台下,听见自己的名字,尾巴轻轻动了一下。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手机壳里。

“明天我去看。”

新铺子我最终租下了。

它比老店还小一点,门口没有包子铺,也没有魏姐的大嗓门。街对面是一家文具店,旁边是修电动车的,晚上八点以后人就少。房东是个戴帽子的阿姨,说话很细,听我说要做宠物店,先问会不会扰民,又看了看豆豆。

豆豆那天状态不好,走一段就坐下。我蹲下去给它顺气,房东阿姨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它挺老了吧?”

我点头:“十岁左右了。”

阿姨把钥匙拿出来,放到我手里:“那你慢点搬。别让它吓着。”

我握着钥匙,心里松了一点。

搬迁定在六月底。

老店关门前一周,我开始清东西。洗澡盆、笼子、货架、旧价目表,一样一样往纸箱里放。旧价目表从墙上揭下来时,背面的胶把墙皮带掉一小块;美容台旁边那块防滑垫卷不平,我用膝盖压着,才把它塞进纸箱。

魏姐每天过来帮忙。她嘴里嫌麻烦,手却不停。她把旧毛巾按颜色分好,又把还能用的牵引绳卷起来,塞进袋子里。

“这个别扔。”她拿起一把掉漆的梳子,“豆豆以前不是最爱这个?”

我看了一眼。

那把梳子齿断了两根,豆豆年轻时梳背毛,总会舒服得眯眼。后来它皮肤敏感,我换了软刷,这把梳子就搁在抽屉里。

我说:“留着吧。”

魏姐把梳子放进一个小盒子,嘴上嘀咕:“你这人,破烂比钱还宝贝。”

我笑了笑,没反驳。

搬店前一天,店里只剩收银台没清。那张收银台是我刚开店时从二手市场买的,木板厚,抽屉却卡。最上面一层放零钱、会员卡和剪刀,第二层放票据,最下面那层平时很少开,因为轨道坏了,每次拉都要两只手一起使劲。

我蹲在地上,把最下面抽屉往外拉。

抽屉先是不动,后来“咯噔”一声,猛地滑出来半截。我手上没稳住,里面几个旧盒子一起歪了。一个红底黄花的铁皮饼干盒从里面滚出来,磕在地上,盖子松了一角。

豆豆正趴在垫子上,听见响声,抬了抬头。

我看见那个盒子,愣了一下。

这几年我一直知道它在抽屉里,可真到搬店那天翻出来,心里还是沉了一下。盒子外面胶带已经发黄,边缘沾着几根金毛。上面那圈橡皮筋老化得厉害,我刚拿起来,橡皮筋就断了。

“啪”的一声。

盒盖弹开。

里面的票据像被风吹散一样,哗啦啦落在收银台边,又落到地上。

魏姐正抱着一箱浴巾从门口进来,看见满地小票,立刻把箱子放下。

“哎哟,你这又是什么?”

我弯腰去捡,声音有点闷:“豆豆的东西。”

她蹲下来帮我,一张张翻到正面,看见上面褪色的字。

“豆豆洗护,一百二。”

“豆豆药浴,八十。”

“豆豆修脚底毛,三十。”

魏姐念到第三张,忽然不念了。她抬头看我,眼神软了一点:“你还真都留着。”

我把一叠小票理齐,放到收银台上。

“嗯。”

一共六十九张。

有些字已经淡得快看不清,有些小票边角发黄,还有几张沾过水,纸面皱巴巴的。我按时间大概分着,最早的是豆豆刚留下那年洗澡的票,最新的是今年春天修脚底毛的票。八年时间,就这么薄薄一摞,握在手里轻得很。

魏姐看我半天不说话,故意提高声音:“别舍不得了。搬家该扔就扔。你新店本来就小,再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搬过去,收银台都没地方放钱。”

我低头看着那些票。

理智上,我知道她说得对。

寄养凭证可以留,病历可以留,小票其实没什么用。那个女人早就消失了,号码空了,名字也只是登记本上一行冷冰冰的字。八年了,她没有来找过豆豆一次。小票留着,只是我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把最早那张小票拿起来,准备看最后一眼就扔。

票面上的热敏字已经淡了,只剩“豆豆”和一个模糊的日期。纸很薄,被手指一捻就卷。我翻过来,想把几张空白背面朝上叠好。

魏姐还在旁边收箱子,听见我没声,回头问:“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收银台上六十九张褪色的小票,背面密密麻麻,全是蓝色圆珠笔留下的字。

我扶着桌沿,指尖冰凉。

八年里,这些小票被我拿出来又放回去,被我以为只是票据,被我当成豆豆这几年生活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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