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得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一篇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人口研究》上的论文，近日引发了广泛关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老龄研究院李强合著的《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一文推算，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婴儿潮人口集中迈入高龄影响，中国年死亡人数将在2040年前后迈上一个新台阶，到2061年前后达到约1900万的峰值——论文同时给出了一千五百五十七万到二千二百四十二万的预测区间。

所谓的"死亡高峰"很容易让人紧张，但把数据拆开来看，这个峰值并非源于疫病或战争，而是1960年代那代中国人集体变老的数学结果。读懂了数字的由来，才谈得上产业、制度和家庭各自该做什么准备。

图源：公开资料

先看论文给出的完整数字。2025年，中国死亡人口约1131万，出生人口900多万，死亡已连续多年多于出生。论文预测，年死亡人数到2040年前后迈上新台阶，到2061年前后到达峰值约1900万，预测区间为1557万到2242万。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答案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0年代，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2040年前后，这批人正好走到80岁上下——人口学上的高龄死亡集中区间。当最粗的一股人口水流集体流过八十岁这道坎，年死亡人数自然抬升。这是人口管道的形状决定的，与疫病、战争、医疗倒退无关。

论文同时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趋势：40岁以下死亡占比从2020年的4.8%降至2040年的预测1.5%。换句话说，死亡越来越集中发生在高龄阶段，中青年人越来越长寿，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所谓的"死亡高峰"，实质是长寿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庞大的一代人成功活到了生命终点，这是一张提前十几年送达的人口时刻表。

当然，预测不是定值。论文给出的区间从1557万到2242万，跨度不小，实际数字受生育率、死亡率、人口迁移和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一端——出生人数持续走低。每年只有900多万新生儿，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和缴费人口相对缩减。死亡上台阶可以预期，出生端低迷才是剪刀差的另一刃。

数字读懂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么多人变老，社会准备好了吗？

养老这件事，远比多建几座养老院复杂。

很多人以为老龄化就是一张床位的事。真实的老年照护是一整条服务链：失能后的长期照护、临终前的安宁疗护、家里的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配套，以及最稀缺的——愿意且专业的照护人。

对照这条完整的链条，国内的供需缺口清晰地分布在四个层面。

养老护理床位总量不足，尤其是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专业照护床位，供需矛盾最为尖锐。安宁疗护机构覆盖率低，大量癌症晚期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缺乏系统的疼痛管理。居家适老化改造普及率不高，普通家庭的卫生间、厨房对老年人而言处处是隐患。

康复辅具市场潜力巨大但产品层次单一，高端进口设备价格高企，低端产品体验差，中间档位选择匮乏。

四个缺口背后有一个共同瓶颈：人。养老护理员工资普遍三四千块，劳动强度大、情绪消耗高，年轻专业人才毕业后多数流向医院或其他行业。

日本走过的路是一面镜子。其"团块世代"在2025年前后全部进入75岁以上，日本为此用了二十多年建立介护保险制度、培养了近两百万养老从业者。中国窗口期更短，但缺口即需求，需求即产业与就业的增长空间——养老护理、安宁疗护、适老化改造、康复器械研发，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是万亿级赛道。

不过要警惕结构性错配。高端养老床位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闲置，普惠型和失能照护却严重不足。机会在真实需求最痛的环节，而非简单堆硬件。

产业能提供服务，但托底的钱和制度还得另算。

图源：公开资料

养老金制度的底层逻辑，是"正在工作的人供养已经退休的人"。

当缴费的年轻人相对变少、领钱的老人持续变多，这个池子的压力就肉眼可见地上升了。中国的出生人口从每年两千多万降到九百多万，缴费端在缩减。人均寿命又在延长，领取端在拉长。现收现付制遇上了供养比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道防线是延迟退休。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拉长，全球主流养老制度都在做参数调整。拉长缴费年限、缩短领取周期，这是对冲供养比变化的基础手段。

第二道是全国统筹。通过中央调剂金制度，让结余省份支援缺口省份，确保各地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取。池子在更大范围内调剂，抗风险能力更强。

第三道是个人养老金。2022年底启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以税收优惠激励个人额外储蓄，弥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不足。国家、省际、个人各担一份，三道防线共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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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护险解决的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失能了，谁出钱请人护？

基本医保保的是疾病治疗，不包日常照护。家庭照护意味着一个子女放弃工作，既损失收入又增加负担。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独立的社会保险品种，已在49个城市开展试点，专门解决失能老年人的基本照护费用。

从试点效果看，失能家庭在经济和照护技能上均获得明显支持，但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国家医保局已在推动扩大试点范围。

延迟退休等制度调整在全球范围内是应对寿命延长的常规举措，但它不应是唯一手段，必须与统筹公平、多支柱积累和老年就业支持配套，单靠任何一项都不够。

制度织了底，但最后一道防线始终在每个家庭自己手里。

每个家庭其实面对两份风险：一是"活得比积蓄久"的长寿风险，二是"失能后没人照护"的照护风险。前者靠长期财务安排，后者靠照护资源和家庭分工。二者有个共同特点——越早准备越从容，临到眼前再安排往往最贵、最难。

长寿风险的核心问题是：退休后的积蓄够不够花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人均寿命每十年增加两到三岁，六十岁退休后活到八十五岁甚至更久将越来越常见。养老金替代率通常在四到六成，缺口要靠个人长期财务安排来补。

越早开始每月定额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或配置养老目标基金，复利效果越明显——三十岁起步和四十五岁起步，最终需要的月投入可能差两到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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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风险更难用钱直接解决。失能后最稀缺的往往并非资金，而是专业的照护人。国内养老护理人才缺口巨大，即便请得起护理员，也面临排队周期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

家庭需要提前了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评估长护险和商业护理保险的配置方案、在家庭成员间明确照护分工。等到父母突然跌倒或突然确诊失能再仓促安排，往往既贵又难。

有人会说，普通家庭收入有限，哪有余力规划二三十年？正因为资源有限，才更需要把大风险拆成小步骤：小额定投、保障型配置、用好社区居家资源。规划不等于高投入，而是避免在最脆弱的时候被风险一次性击穿。

很多人回避谈论衰老和失能，觉得不吉利，结果整个家庭在最需要准备的两件事上反而最没有准备。

从现在到2040年还有十几年窗口期。养老护理、安宁疗护、适老化改造、长期护理险都需要时间生长，个人与家庭的财务和照护安排更要提前布局。恐慌不会改变人口曲线，准备却能让每个人更有尊严地老去。

高峰是时间提前十几年发出的通知，看懂它的人不会害怕，而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