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二十五岁那年，我爸查出尿毒症，家里的积蓄像水一样花光了。我辞去了城里原本有大好前途的文职工作，回到镇上找了一份收银的活儿，方便照顾家里。那些年，医院的走廊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消毒水的味道像是渗进了我的骨头缝里。
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但对方家里一听我有一个需要常年透析的父亲，还要供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吓得连夜让他断了联系。我不怪他，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谁愿意一结婚就背上一个无底洞呢。
我爸熬了七年，终究还是走了。留下的，是亲戚朋友间借遍了的十几万饥荒。本以为日子能喘口气，哪怕我三十二岁了，就算一个人过，慢慢还债也总有个盼头。
可命运并没有打算放过我，我妈因为过度劳累和悲伤，在一天早晨突发脑出血。命是抢救回来了，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后续的康复治疗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我当时感觉自己真的扛不住了，弟弟刚大学毕业，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我不能把他也拖进这个泥潭。
镇上的媒婆王婶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坐在医院大楼前的花坛边，手里捏着一张催缴费的单子发呆。王婶叹了口气，坐在我身边，说邻村有个叫陈东的男人，今年四十二了，一直没娶媳妇。人是个好人，懂汽修，在镇道边开了一家旧车修理铺，虽然长得糙了点，也不太会说话，但手里有攒下来的大半辈子积蓄。
“人家东子说了，只要你肯嫁过去，你母亲的医药费他全包，你家里欠的那些饥荒，他一次性替你还清。”王婶看着我的眼睛，语气里带着几分劝慰，“闺女，你今年也三十五了，再拖下去，这辈子就真毁了。东子虽然是个老光棍，但他踏实肯干，你嫁过去，不用再这么拿命熬了。”
我就像一个在海里快要溺水而死的人，突然看到了一块飘过来的破木板。我没有问陈东高矮胖瘦，也没有问他脾气好坏，我只问了王婶一句：“他真的能马上拿出二十万吗？”
相亲是在镇上的一家苍蝇馆子里进行的。
陈东那天穿着一件有些发旧但洗得很干净的夹克，他的手很大，指甲缝里有着洗不掉的机油印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他几乎不敢抬头看我，只是闷头扒饭，时不时笨拙地把盘子里的肉片往我这边推。
“你的情况，王婶都跟我说了。”快吃完的时候，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长期抽烟的人特有的粗粝，“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去银行转给你。你妈要是愿意，接过来一起住，我那院子大，能晒到太阳。”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感激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和麻木。我点了点头，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那顿饭吃完，我们的婚事就算定下来了。没有浪漫的求婚，没有花前月下，只有两张银行卡交接时的沉甸甸的现实。
村里的婚礼办得热闹又俗气，请了流水席，支了红帐篷。村里的那些男人们喝多了酒，开着各种不堪入耳的粗俗玩笑，拍着陈东的肩膀说：“东子，你这老光棍算是走狗屎运了，花点钱买个城里回来的天鹅肉，今晚可得悠着点啊！”
我穿着廉价的红色秀禾服，像个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听着这些刺耳的话，指甲深深掐进肉里。陈东一言不发，只是红着脸，把递到我面前的酒杯一杯接一杯地挡下来，仰起脖子灌进自己肚子里。
他喝得满头大汗，那件不太合身的西装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背上。有好几次，那些人闹得太过分，甚至想伸手来扯我的盖头，陈东猛地往前跨了一步，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我面前，闷声闷气地说：“行了，喝好就行了，别难为她。”
那一刻，看着他宽厚的背影，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我心想至少他不是个毫无底线的混蛋。但这并不能消除我对即将到来的洞房夜的恐惧。我知道自己在这场婚姻里扮演的角色，他花了他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买了一个媳妇。
洞房夜那晚，红烛的火苗轻轻摇晃，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白灰刷得并不平整的墙壁上。我坐在崭新的红牡丹喜被上，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掌心里全是冷汗。
对于一个四十二岁、生理压抑了半辈子的老光棍来说，晚上会发生什么，我心里再清楚不过。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甚至在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狠狠掐了自己大腿几下，并告诉自己，就当是报恩，闭上眼睛忍一忍就过去了。
客人们散尽后，院子里恢复了安静，只有晚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响起，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陈东带着一身冷水的凉气和淡淡的香皂味走了进来。他没有看我，而是走到桌子前，倒了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随后他转过身，看了看坐在床上的我，我下意识地往床里侧缩了缩，双手死死抓着被角。
他站在原地，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那双粗糙的大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突然他走到门口，抬起手，“啪”的一声，按下了墙上的开关。
屋里的灯瞬间灭了，只有那对红烛还在微弱地跳动着。
我当时直接傻眼了，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在黑暗中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像一只等待宰割的羔羊，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