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当天，龙开富突然对妻子说道：可以准备我的后事了

1976年9月9日，沈阳家中，68岁的龙开富散步回来后脸色异常，进门便对妻子说：“可以准备我的后事了。”话说完，他躺到床上，不再解释。妻子既惊又疑，丈夫平日身体硬朗，这句话来得毫无征兆。

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龙开富听见后猛地坐起，在屋里来回走动，随后失声痛哭：“主席，您怎么就走了！”情绪激动之下，他倒在地上。家人这才明白，他早先那句话，并不是在谈自己的病情。

这件事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但把它说成“心灵感应”，并没有确切依据。更准确的说法是，龙开富在毛泽东逝世消息传来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精神上也出现了强烈波动。两件事恰好发生在同一天，构成了他晚年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龙开富与毛泽东的关系，始于一根扁担，也贯穿了几十年革命生涯。1908年，他出生于湖南茶陵白蜡村，自幼失去父母，由姑母抚养长大。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后，他进入毛泽东领导的队伍。

起初，龙开富被安排挑水，后来调到前敌委员会担任警通员。那时机关没有固定住处，文件、印章、书稿和书籍，全装在两只皮箩里，由他挑着跟随部队行动。名义上是勤务工作，实际接触的却是前委的重要材料。

有意思的是，龙开富当时不识字。毛泽东让他寻找马列主义书籍和报纸，他误把田赋清册挑了回来。毛泽东没有责怪，反而从“马列主义”四个字教起，亲自帮助他识字。龙开富学得很认真，渐渐懂得，自己挑的并不是普通物件，而是关系部队判断形势的重要资料。

在井冈山时期，龙开富曾因手里没有枪而感到不自在。谭政告诉他，保管前委文件同样是重要工作。毛泽东也对他说：“你拿的是扁担，到了关键时候，扁担也能上战场。”这句话让他明白，革命队伍里没有高低贵贱，关键在于能否把分内的事做好。

1928年5月，龙开富随部队行动，在高陇战斗后独自挑着书报返回茅坪。途中下着大雨，山路泥泞，他全身湿透，却把那担资料保护得完好。此后，他被党组织培养，并于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利用地形伏击尾追之敌。战斗激烈时，敌军一度逼近前委机关，警通人员准备投入战斗。毛泽东也拿起武器准备冲锋，龙开富想跟上，却被要求守住皮箩，因为文件同样不能丢失。这个细节说明，在当时的前委机关，文书和印章并非附属物，而是指挥系统能够运转的基础。

此后，龙开富从警通排班长逐步担任红一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后来任红一军团司令部第四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毛泽东一度没有被列入原定转移安排，后来被编入第三纵队。这个纵队主要由挑夫、马夫和担架队员组成，随行人员很少。

龙开富得知后，主动找来一副皮箩担子，对毛泽东表示，文件和书稿由自己来挑。此时他已经是机关干部，却重新承担起最辛苦的挑运工作。一路上，他既要完成科里的事务，又要照顾毛泽东身边的文件物品，毛泽东因此称他像一头“茶陵牛”。

长征途中，龙开富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早年那个挑水、送信的年轻人，而成了熟悉机关事务、懂得保密要求、能够承担实际责任的干部。1935年12月到达瓦窑堡后，他担任特务营营长，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1940年1月，龙开富调任军委生产指挥部主任。这个岗位事务繁杂，既关系部队生活，也牵涉根据地的生产组织。此前已有数任负责人更替，他接手后听取各方面意见，逐步理顺工作，毛泽东曾在军委直属干部大会上称赞他：“龙开富是工农干部，工作搞得好。”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勤部部长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东北军区、沈阳军区后勤系统任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毛泽东逝世后，龙开富的身体明显衰弱。1977年1月28日，他病中反复念叨，自己是为毛主席而生，也会追随毛主席而去。家人为了安慰他，提到杨勇送来的哈密瓜，他却认真说道：“主席没有吃过，先给主席送去。”1977年2月3日，龙开富在沈阳逝世，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