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中央一次研究经济生产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分组讨论会场里发言。那天，他没有照着报表念成绩，也没有顺着热烈气氛讲漂亮话，而是把自己下基层看到的情况，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陈再道出身农家，参加革命后长期在部队和根据地工作，对庄稼如何播种、抽穗、灌浆，心里有一笔实账。在他看来，粮食增产必须依靠土地、气候、肥料和劳动力，不能凭口号改变规律。
轮到他讲话时，陈再道把话说得很重：“我是农民出身，知道庄稼是怎么长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说法不合实际。”
会场一度安静下来。
当时，各地竞相报告高产数字，层层加码的风气已经出现。一个地方报出惊人的产量，别的地方便要报得更高；报表上的数字越来越漂亮，基层实际承受的压力却越来越大。陈再道对此十分警惕，担心虚报浮夸会把真实情况遮住。
他说得激动时，拍了桌子：“吹死牛不偿命，可要是毛主席相信了这种话，党和国家就要遭大难啊！”
这句话传开后，分组讨论中的气氛明显变了。陈再道不是地方经济工作的主管，却提出了一个谁都绕不开的问题：如果粮食产量只是纸面上的数字，真正承担后果的究竟是谁？
会后，一些老战友私下找他谈话，劝他少说几句。有人认为，地方工作自有地方干部负责，军队干部只要抓好部队就行；也有人提醒，眼下形势特殊，公开唱反调，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
陈再道没有接受这种劝告。他反问：“怎么了，大家都不讲真话，或者是不敢讲真话了吗？”
这并非一句气话。此前下基层时，他到过几个革命老区，亲眼见到群众生活仍然困难。有些地方物资紧张，百姓日子过得很苦。陈再道尤其难受的是，战争年代，老区群众支援部队、掩护干部、承担运输和救护，付出了巨大牺牲；到了建设时期，他们得到的照顾却没有完全跟上。
在他看来，报高产不只是统计问题，更关系到群众能不能分到粮食，基层能不能按实际情况安排生产。数字一旦脱离现实，命令就会跟着失真，最后压到老百姓头上的，往往不是一张报表，而是实实在在的困难。
有人再次劝他：“现在这个时候，别顶风上。”
陈再道回答得很干脆：“丢了官帽子，也不能不说真话。”
这番话很快传到其他小组，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有关回忆材料提到，当时有人准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甚至想向上级告状。对一名高级干部来说，这种局面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各地都在竞相报喜的情况下，指出问题很容易被扣上“泼冷水”的帽子。
后来，毛泽东听到陈再道的发言。据相关回忆记载，他对这种敢讲真话的态度表示肯定，并提到将领保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传统。这个表态，使原本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也让陈再道没有因为那次发言受到进一步追究。
有意思的是，陈再道的直率并不是只在一次会议上出现。离开领导岗位后，他曾应邀到一所大学参加座谈。学生问他，现实社会是不是当年参加革命时所设想的样子。
他的回答没有一味讲成绩，也没有故意回避问题。他承认，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已经比战争年代好得多；但他话锋一转，又谈到社会中仍有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等现象。
他说，革命者原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更多好人，没想到人性中的复杂一面并不会自动消失。社会进步需要制度建设，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只靠口号推动。
面对学生，陈再道还提醒，国家很大，各地情况不同，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认识程度也有差别，不能要求所有人一下子达到同样的标准。但大学生应当带头，既要有知识，也要敢于承担责任。
这两次谈话相隔多年，场合不同，内容却有共同之处：不把好听的话当成事实，不把沉默当成稳妥。对于陈再道而言，军队干部的责任不只是执行命令，也包括在发现问题时，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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