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还是放任？AI教育真正难题在于如何教

文｜邓飞

人工智能进入校园，教育界正面对一道看似非黑即白、实际上极其复杂的选择题：究竟应该容许青少年学生使用AI，还是干脆禁止？纽约市最近作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选择。2026/27学年，纽约市公立学校对2-K至8年级学生实施为期一年的“学生端生成式AI”禁令；高中生则仍可接受AI素养教育，并只可在经审批的课程、职业教育或试验项目中有限度使用AI。纽约市教育部门解释，政策旨在保护学生与教师、同侪之间的人际互动，以及儿童成长所需要的好奇心、创意和实体学习经历，避免生成式AI过早介入儿童的思考和学习过程。

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2025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的学术期刊《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 Open》第12卷发表题为《ChatGPT as a cognitive crutch：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knowledge retention》的随机对照研究。研究把120名正在学习人工智能知识的大学生随机分为ChatGPT辅助组及传统学习组，并在45日后进行突击知识保留测验。结果显示，不受限制使用ChatGPT可能因“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减少学习者建立长期记忆所需要的认知努力。因此，容许学生使用AI确有风险。学生可能由“我不懂，所以请AI教我”，逐渐变成“我不想思考，所以请AI替我做”。

让学生学会正确使用AI

然而，另一项同样在2025年发表的哈佛大学研究，却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哈佛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随机对照研究，以194名大学物理课学生作比较，结果发现经过精心设计、采用教学鹰架和个人化提示的生成式AI导师，可以令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更多学习增益，而且学生的投入感和学习动机亦较高。换言之，真正的变项未必是“有没有AI”，而是AI被设计成替学生思考，还是引导学生思考。

同时，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值得警惕：全面禁止AI，也可能制造另一种教育不公平。纽约的禁令约束的是公立学校体系，私立学校并不直接受纽约市公校这套政策规管，可以自行制定AI教学安排。这就可能出现一个吊诡局面：公校学生在校内不能使用生成式AI，但较富裕家庭的学生仍然可以在校外使用付费AI服务、接受家长或私人教师指导；部分资源充裕的私立学校更有条件自行设计AI课程、专题研习及个人化学习。若这种差异持续数年，当大学和就业市场愈来愈重视AI素养时，究竟哪些学生更占优势？这正是“数码鸿沟”在AI时代的新形态。过去的鸿沟主要是“有没有电脑、有没有宽频”；今天更值得担心的，是有没有机会在专业指导下学会正确使用AI。

笔者早前亦警告，香港若缺乏系统性支援，不同学校、不同科组之间很容易衍生新的“数码鸿沟”。教联会一项涉及185名香港中小学及特殊学校教育工作者的调查发现，近六成受访者表示AI应用仍停留于“个别教师自行探索”阶段，能够由全科组系统推动的只有2.2%。如果AI教育主要依靠个别学校和教师自行摸索，资源较丰富、人才较充足的学校自然走得更快，资源有限的学校则可能愈来愈落后。

这种忧虑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警告相呼应，其在2025年发表的专题报告《AI and education：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learners》（《人工智能与教育：保障学习者的权利》）中明确指出，数字化及生成式AI虽然可以扩大教育机会、推动个人化学习，但同时存在加剧既有不平等的风险。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全球仍约有26亿人无法上网，传统“数码鸿沟”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演变成“AI鸿沟”（AI divide），弱势及边缘群体尤其容易被进一步抛离。UNESCO因此主张以“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的方法推动AI教育，确保科技增加所有人的学习机会，而不是令部分学习者掉队。因此，公平、可负担及可持续地接触网络与数码设备，已经成为保障教育权的重要条件。

“全面放任”与“全面禁止”其实都是相对容易的政策；真正困难的，是建立一套既保护学生思维发展、又不剥夺学生AI学习机会的课程和教学法。AI教育首先不能只教学生“如何下Prompt”。真正的AI素养，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时候不应该用；懂得验证答案、辨识幻觉、偏见和错误资讯；更重要的是懂得保留自己的思考主体性。笔者近期提出，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比较不同AI的答案、查证来源、找出错漏，甚至反过来批判AI。学生由“向AI要答案”，转变为“审问AI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AI素养。

让每位学生有公平机会用AI

低年级可采取“少用、受控使用”，重点仍放在人际互动、阅读、写作和实体探究；年级愈高，才逐步增加人机协作。AI亦不应预设直接提供答案，而应采取类似苏格拉底式提问、分步提示、错误诊断和个人化练习，让学生经历必要的“思考挣扎”。作业评估则应增加口头答辩、学习历程、AI使用纪录和学生反思，评核的不是谁最懂叫AI写答案，而是谁最懂利用AI深化自己的思考。

这些都不能只靠每所学校自行摸索。教育部门有必要成立一个由课程专家、前线教师、儿童及青少年发展专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数据伦理专家等组成的“学生AI学习督导及追踪研究委员会”，进行跨年度、跨年级的持续研究。研究要追踪使用AI后学生的阅读理解、独立写作、知识记忆、批判思维、自主学习、创造力、学习动机的变化，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同时研究教师采用什么教学策略最有效，哪些做法会造成依赖，哪些做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研究结果应定期向教育部门提出政策调整建议，亦转化为前线学校可以直接采用的课程、教案和评估模式。

最理想的AI教育，不是让富裕家庭的孩子独享AI优势，也不是以禁令把公办学校学生隔绝于AI之外；而是让每一名学生都有公平机会，在专业教师引导之下学懂驾驭AI，同时仍然保有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自主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