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果——湖南应急厅烟花爆竹企业办证困局拷问法治公平

同样是提交延期许可申请，同样经过现场核查与整改，同行企业相继获证复产，唯独浏阳市新蓝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蓝公司）被一纸《不予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挡在门外。更为反常的是，浏阳市金雕花炮厂与新蓝公司条件相当，在4月30日递交延期许可申请后，于5月1日即顺利获证复产。

面对处理结果的差异，新蓝公司已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期待通过法定程序获得公正裁决。

而就在不久前，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姜洲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一执法结果差异的现象，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经营困境，也引发了对当地法治环境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深层思考。

同案不同果？被“区别对待”的新蓝烟花

2026年3月25日，浏阳市新蓝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蓝烟花”）收到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作出的湘应急许（烟）不延决字〔2026〕第007号《不予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理由为“现场核查存在14个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决定作出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并经浏阳市应急管理局逐项复查确认“已完成整改”。

更令人关注的是，在相近的时间节点，浏阳市圣宇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山枣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银达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胡平美丹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艳阳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万乐鞭炮烟花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均顺利获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续。相同的申报条件、相同的审批程序、相同的监管部门，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

新蓝烟花并非“问题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总投资超过3500万元，员工超过300人。2023年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三年有效期内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未发生任何死亡事故，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多次检查也未曾认定其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3年”——新蓝烟花主张其完全符合直接延期的法定条件。

然而，被申请人并未直接适用“不再审查”的规定，而是组织了现场核查；在企业完成全部整改后，仍以“已整改完毕的问题”为由拒绝发证。这种“先核查、后整改、改完仍不予认可”的做法，引发了对其程序合法性与实体公正性的质疑。

依法维权：行政复议，期待法治纠偏

面对不予许可决定，新蓝烟花选择依法理性维权。2026年4月，该公司正式向湖南省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被申请人的不予许可决定，责令被申请人依法作出准予许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复议申请书中，企业从五个方面论证了被申请人行政行为的不当之处：

其一，申请人主张其完全符合法定直接延期条件，依法应当“不再审查”。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九条，企业在有效期内守法且未发生死亡事故的，经同意“不再审查”，直接延期3年。新蓝烟花三年有效期内未发生死亡事故，持续保持安全生产条件，多次检查均未发现不符合条件，且已提交全部法定材料，认为自身完全符合直接延期条件，而被申请人进行现场核查的做法则与其对上位法的理解存在分歧。

其二，申请人认为部门规章与上位法在条件设置上存在不一致。《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增加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以上”等条件，第二十五条增设了现场核查程序，申请人认为这些规定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不再审查”精神有所抵触，并援引《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四款“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以及《立法法》第九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提出规章不能突破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

其三，申请人指出被申请人对事实认定存在争议。现场核查所列14项问题，在决定作出前已全部整改完毕，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整改复查意见书》逐条确认“已完成整改”。被申请人未采纳复查结论，仍以已整改的问题为依据作出不予许可，申请人认为此举属于事实认定上的明显偏差。

其四，申请人质疑行政程序的合规性。被申请人组织核查后，将核查结论交由下级部门督促整改，在整改完成并复查上报后，却未依据复查结论作出决定，申请人认为这一做法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同时对《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的适用提出异议，认为被申请人将本可适用简化程序的案件纳入一般审查，定性不合理。

其五，申请人主张因错误决定已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企业投资超3500万元，员工300余人，因不予许可而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损失严重，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这一复议申请，不仅是为一家企业主张权利，也反映了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关切。行政复议作为法定救济渠道，理应发挥其监督与纠偏功能。期待复议机关依法审理，使法律在个案中得到正确适用。

标准制定与执法实践：一项地方标准引发的争议

新蓝烟花的遭遇并非孤例。一份题为《关于湖南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生存环境的投诉函》的文件，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议题。

投诉函指出，湖南省应急部门在DB43/T 3447-2025《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对标改造技术指南》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程序方面的质疑——未依法征求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意见，且部分标准制定者同时是改造技术服务的提供者，存在利益关联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应是推荐性的地方标准，却被应急部门通过会议纪要、口头通知、工作群消息等非正式手段在实际执行中变相强制推行，导致大量生产企业投入资金改造，多家企业面临经营困难。

投诉函还披露，部分设计公司、评价人员既参与了该标准的起草，又直接向企业提供对标改造技术服务，标准出台后承接了大量项目。这种“裁判员兼运动员”的模式，涉嫌违反利益回避原则，也引发对标准公正性的质疑。
然而，该地方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争议（如未充分征求企业和消费者意见）至今尚未引起湖南纪检监察部门的公开关注。程序瑕疵与利益关联并存，使得本为推荐性的标准在实际推行中被部分主体不当利用。若有关部门深入调查，不排除会牵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系统性问题，甚至可能成为继姜洲等人之后湖南应急管理领域的又一起系列案件。

2026年5月4日，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事故发生后，湖南应急管理系统多名官员相继接受调查：6月5日，浏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李翔等3名官员同日被查；6月11日，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副主任雷敏、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原副局长钟才发、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杨海等3人同日被查；7月2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姜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7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李大剑也主动投案。

上述案件表明，个别岗位的权力监督机制存在薄弱环节。当监督不到位时，执法尺度不一、差别对待便可能发生。新蓝烟花的行政复议案，正是这一问题在微观层面的体现。

湖南在法治建设中的结构性问题

新蓝烟花案暴露出的，不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困境，也反映了当前湖南省在法治和营商环境建设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结构性问题。
其一，法律适用衔接问题。《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不再审查”的直接延期条件，但部门规章则设有核查程序。两者如何协调适用，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企业往往因此面临较高的维权成本。

其二，程序执行效果有待提升。新蓝烟花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完成了全部整改，复查结论明确“已完成整改”，但被申请人未据此调整决定。这种程序运转但实体结果未能相应调整的现象，容易损害企业对程序公正的信任。

其三，执法一致性有待加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程序，有的企业顺利获证，有的企业被拒之门外。这种结果差异让企业产生困惑——究竟是法规本身具有裁量空间，还是执行层面存在非制度性因素？

正如有评论指出：“营商环境既要‘温度’更要‘尺度’，既要‘扶持’更要‘规范’，唯有以法治固根本、以服务暖人心、以安全守底线。”当权力运行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当推荐性标准被实际强制推行，当同类申请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法治的根基便可能被动摇，营商环境也难以持续优化。

期待湖南的法治公平可感可触

新蓝烟花的行政复议之路，承载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生存希望，也体现了市场主体对公平正义的普遍期待。我们期待复议机关严格依照《行政复议法》，全面审查被申请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一家市场主体。

我们也期待，以姜洲等人被查为起点，湖南应急管理系统能够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切实防范“以权谋私”“选择性执法”等风险。更期待地方标准制定回归程序正义，推荐性标准不再被变相强制，行政许可做到公开透明、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当企业只需对照法规行事，而无需揣摩执行意图；当相同条件能够产生相对一致的结果；当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可监督；当行政复议真正成为纠正不当行政的有力渠道——到那时，湖南的烟花爆竹产业才能实现安全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的良性平衡。
新蓝烟花的遭遇，不应只是一家企业的个案。它应成为推动法治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注脚，也值得作为检验法治政府建设实效的一块试金石。我们期待复议公正，期待法治在个案中得到切实彰显。

与此同时，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安全监管领域的廉政风险，已被多起事故和案件所印证。2019年“12·4”事故、2025年“6·16”事故、2026年“5·4”事故，调查显示均不同程度涉及监管环节的失职或违规行为。

值得反思的是，历次事故调查中，监管责任大多归结于少数个人，而制度层面的漏洞——如长期存在的“三超一改”现象未能被有效遏制——却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同时，企业往往被要求承担主要的整改投入，多次进行重复性改造，效果却不尽理想。

例如，“6·16”事故企业，此前曾按湖南省应急厅2024年审核通过的新国标图纸进行整改并验收发证，但其后仍发生重大违规操作，各级监管在有监控、有预警、有多次现场检查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制止，最终酿成惨剧；“5·4”事故也呈现出类似的监管失效模式。这些反复出现的情形，值得监管体系深刻反省。

如果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执政为民的理念便难以落到实处。当决策过程缺乏充分论证，一味追求短期政绩或推卸责任，要求全行业大面积重复改造，而不顾各企业实际安全条件，更不顾政策合法性与产业后果——这种运动式管理方式若不从根本上纠正，事故隐患便难以根除。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容易滋生风险，而监管层面的腐败与失职，恰恰是行业安全的最大威胁。唯有将权力纳入更加严密的制度笼子，让法治真正成为监管的准绳，才能打破这一循环，还行业以安全，还企业以公平，还社会以可感可触的法治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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