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后，35岁中女的失控人生 | 人间

我曾把房子当作一生最后的据点，后来，它成了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配图 | 《好东西》

2026年，我仍然在同时卖自己和卖房。简历投出去，大多石沉大海，房子挂在中介平台上，价格被一轮轮试探，至今也没有卖掉。工作关系到我靠什么生活，房子关系到我去哪里生活，两件事都迟迟没有着落。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世界局势，关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关心每个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可在很多年前，我像无数上班族一样，只关心身边人、身边事，满足于井然有序的日常，那时我以为，只要努力工作，按时结婚，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生活就会沿着计划一直向前。

2013年夏天，我毕业于一所双非本科院校，作为这所学校某营销类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我们像试验品一样被投入市场。同学们前赴后继向一线城市挺进，那里有高度成熟的广告业务，我们几乎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工作，都想大展身手。

毕业后的第三年，我跳到上海本地一家国货化妆品龙头企业。业绩辉煌的那几年，双十一零点飞速跳动的GMV，向证监会提交IPO招股书，一切是那么欣欣向荣。员工福利除了基础的六险一金、节日礼品、内购福利，还有出国团建，公司还请瑜伽教练定期上门授课，过年之前会以员工名义给父母打一笔孝顺基金。公司一年两度给员工调薪，年会抽奖苹果三件套起步。

这一切共同造就一个时代的轰鸣。随之膨胀的还有普通从业者的自信心，仿佛人生坐标系只有两个方向，一个向前，一个向上。这份工作，让我妈说出去很有面子，也让我感觉自己的生活被掀开了金灿灿的一角。

到了2019年，我正式步入而立之年，和相识10年的男友领证结婚。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计划就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结婚、买房、生育，完成这条家庭和社会期待的成长路径。

我和家属攒了一笔首付80万，但在上海买房依然不现实。2019年末，家属随公司业务调整，先回到老家省会城市发展。2020年4月，我在上海的租房合同即将到期，一心想回到离家近的地方安稳发展，我提交了辞呈，准备撤退。距离我第一次抵达上海，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

坐上返乡的高铁，我久久不能平静。窗外的天空和高楼，喧嚣地连成一片，我在脑海中整理着来时路。我在这片土地上全力以赴地投入过，只是最后，不得不放手，这里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我终究不属于这里。这是我与上海的第一次告别，像个恋战的斗士，充满了意犹未尽的不甘。

回到省城，我一边找工作一边看楼盘，两三个月下来，几乎跑遍了所有新楼盘，剔除距离和价格因素，我们最终看中一个期房楼盘，2023年交付，借了20万，凑够100万交了三成首付。

首付的账单｜作者供

在这期间，我在努力寻找新工作。尽管已经放低预期，但二线城市能保证五险一金和双休的公司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在一家实行“大小周”的公司干了两个月，实在适应不了公司氛围，仅就我所在行业而言，省城的职场环境完全不规范。恰好这时候，上一家公司的部门总监正考虑创立新品牌，我没犹豫多久，果断加入。

2020年秋，我再次回到上海。车站还是人头攒动，初秋的风像记忆中一样温柔。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在人群中，好像无形中被一股力量推着往前走，心中涌起一阵滚烫，我下定决心再次和这个城市一起呼吸。

加入初创团队的日子不太好过，工作量高度饱和，每天有学不完的知识、待解决的问题，我过着两点一线、只有工作没有周末的日子。有一天我从外面开完会回到公司，已经九点多，我趴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痛哭。

好在薪水比之前涨了25%，交完房租和个人开支，还能存一些钱。灰心丧气的时候，正是对未来生活的殷殷期待支撑着我。

我给自己打气：等我告别上海，再也不用住老破小的出租屋，忍受糟糕的隔音环境，再也不用坐挤到窒息的地铁，再也不要透支生命。我的房子，像一盏指明灯一样永远在那里，风雨无阻地等着我靠岸。

这样高强度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想逃离，但每次总是被更沉重的决心封印住。那种决心来自哪里呢？是每个月背负着过万的房贷？还是偏执的自我证明？或许都有，我既需要每个月15日按时到账的薪资，也渴望突破自我，追求更高一层的职业荣誉感。

毕竟，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女性的职场黄金期所剩无几，而我就是一个会把自己逼到绝境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掏心掏肺做出来的品牌终于问世了，货进仓了，旗舰店开了，在某社区种草平台有了一点水花，积累了第一批数量不多但忠实的用户。

当我以为项目正一步步走向正轨，疫情彻底笼罩了上海。2022年，我一共被封了快三个月，恐惧、压抑、焦虑、愤怒、麻木、绝望、感动轮番袭来……被围困的不只有人身自由，还有手头的项目。因为物流停滞、工厂停工，投放预算越来越少，让本就处于新生阶段的品牌迟迟半死不活，业绩始终处于负增长状态。

就这样从春寒料峭关到黄梅暑热，解封后的我像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警惕着小区周围的野蛮生长和街道上稀稀拉拉的人群。熬过这段经历的人都隐隐觉察到，这将是一次标志性的时代分水岭，生活上以及精神上的。

复工后，我们的品牌项目正式停止投放，团队加上我也就只有三个人，有个小朋友还没复工就离职了。老板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更有机会赚钱的项目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临时被抽调到新项目组，但毕竟是临时征用，且不是我熟悉的赛道，眼看着原项目几乎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主动和老板提了离职，对于自己创立的第一个自有品牌就这样流产，老板也感慨万千。

欢送会上我们举杯共饮，老板开玩笑说以后有钱了再请我回去复活它，我果断应下，并将其中的失落一饮而尽。

巧合的是，我在热浪滔天的夏天第一次抵达上海，也选了一个被阳光晒透的八月天离开，两次都带着对新生活的炽热希望。前方距离省城的期房交房只有半年了，我以为自己越来越靠近朝思暮想的半退休生活。

回到省城，我终于有松口气的时间——每天的生活非常朴素：看《红楼梦》，听播客，练瑜伽，做自媒体，出门无目的地溜达，偶尔看看工作机会……《红楼梦》看到三分之一，就去上班了。

也许是为了弥补上一个项目因疫情流产的遗憾，这次我又加入了一个本地成熟企业临时组建的初创团队，再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机会。但人生很多吊诡的地方在于，你拼尽全力蓄积起跑的爆发力，摩拳擦掌准备一往无前，结果正在全力冲刺的关键时刻，忽然听见比赛被叫停的哨声。

这一次，在熬过前期项目搭建的混乱和磨合，品牌、产品、组织架构好不容易理顺，公司突然决定把项目转移到杭州发展，好依托当地高度精细化的直播运营，以最快速度挤占市场。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团队大部分人要么拖家带口，要么已经买房结婚，都心知肚明，大家要一起沦为“弃子”了。最后，只有一个刚毕业的设计师了无牵挂跟去了杭州。

离职前的某个工作日晚上十点多，我还在和设计反复纠正PPT上的排版信息，看着窗外星星点点的夜色，好像预示着我的职业理想即将熄灭。我一次次地强求确定的答案，一次次地奔赴，一次次地铩羽而归。

离职后不久，期房终于交付了。疫情后的期房，大多是精装修。小区楼盘开发商的硬装审美基本在线，考虑到装修成本，我们不打算拆掉重装。此前我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地收集家居家装方面的美学素材，慢慢勾勒出全屋定制的设计框架。后面就是跑大大小小的家居设计公司，多轮沟通设计方案，再到选板材，调整方案，确认方案，跟进安装，售后维护，来来回回耗掉了大半年时间。

后面我又足足花了2个月时间选家具、灯具，跑了线下大大小小的家居卖场，逛遍了不下几百个淘宝店铺，配齐了必备的床、床垫、沙发、桌椅、装饰灯、地毯、窗帘、厨房家什等。每一件物品都平衡了美观和实用价值。我享受网购带来的满足感，一点点地构建理想中家的模样。

拥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家，是我从年少时就有的梦想。8年沪漂生活，我搬了8次家，在房价久居高位、辗转两城与家属异地分居的时间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个梦想越来越具体。尤其年岁渐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经不起动荡不安的迁徙了。

第二年春天，我们搬进了新家，曾经渴望的理想生活却并没有如期兑现，此时妈妈的腰椎间盘突出正在等待手术，术后卧床一个月，我既当保姆也当护工。康复期比预想中漫长，我不得不在家每日买菜做饭，像小时候她照顾我一样照顾她，在终日四目相对中重新理解了东亚式母女关系。

这是我自上高中离家以来和妈妈待得最久的日子，身体疼痛让她暂时失去行动自由，失去对女儿一贯的支配权，让她变得更加暴躁和挑剔，直到夏天快过完的时候，她基本可以生活自理，送她回老家后，我才从妈妈的身体中解放出来。真正开始规划属于我的生活。

在我一心扑在“全职子女”的几个月里，大厂时不时传来裁员消息，网上关于中年失业的帖子评论区也是一片水深火热，行业群里隔三差五刷到之前耳熟能详的品牌已退市，身边的朋友要么双休变单休要么N+1被辞退。

记得李娟在《冬牧场》里写：“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

搬入新房后不到半年，我才体会到让人痛苦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我曾执着于拥有一个唯一属于自己的家，一个打车软件上永恒的目的地，我把家当作一生最后的据点。我倾注了大量自我感动式的爱与期待，为它没日没夜地加班，自愿吞下各种委屈，策划大半年时间装修。

事实上，它的确满足了我对家的诸多想象，我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吃饭办公再也不用共一张桌子，阳台上养了两株生机勃勃的绿植，客厅有一面墙的收纳柜，家里每天窗明几净，阳光都显得格外慷慨。

但好景不长，2024年11月的某一天，我所有的希望在楼上一家三代五口人搬进来的第一晚就被打破。咚咚声一直到晚上11点多没消停，我们不得不上楼提醒。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每天不定时地承受小孩随机的跑跳、玩玩具、骑滑板车、拖桌椅声、重重的门吸声、重物推倒和砸落声……

有一阵子，我陷入了随时等待巨大一声“咚”的恐慌中，每天惴惴不安，情绪非常坏，有时候宁愿在小区楼下静坐到晚上十点都不想回家。过上一种被别人安排的日子——楼上不睡，我们别想睡；楼上醒了，我们必须醒。不记得有多少次，我被楼上的噪音气到理智出走，放声嘶吼后放声大哭，如果不这么做，我可能会被逼疯，做出更极端的事。

一开始我们在物业群进行过克制但礼貌的沟通，后来请物业和社区民警干预过两次。楼上有所收敛，但让人气愤的是他们每次都不承认噪音是他们家发出的，反过来教育我们“等你们有孩子就知道了”“怕吵就去住别墅啊”“神经衰弱就上医院” 等等。

我变得仇童，公共场合的打闹、跑跳和尖叫声令人烦躁，我也讨厌围在小孩身边的一群被迫给子女带小孩的老年人，我想也许就是他们的无所顾忌，失手掉落的东西砸在地板上把我吓得从椅子上弹跳起来。

为了自己的精神健康，我选择早出晚归或者和他们错峰在家。我还找AI做“心理咨询”，AI的心理按摩还有点效果，读懂了我话语里透着一种深切的耗竭感，比如它安慰我说“你憎恨的不是所有老人和孩子，而是被剥夺了家作为安全空间的权利。家应该是我们最能放松的地方，可你的家成了战场，楼上的人却连你的痛苦都不愿承认。这种被侵犯、被漠视的感觉，比噪音本身更伤人。”

听AI的建议，我写了一封永远不会寄出但承载了所有怨恨和委屈的信，现在还躺在手机备忘录里。想来有点幼稚，但总算在某一时间阶段拯救了自己。

我们这群没有家庭托底的普通人，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中攒下人生第一笔原始资本，在对宏观经济毫无敏锐度的情况下倾尽所有，而后又在大环境遇冷时遭遇失业，背负巨额债务，永远没有休整和停下来的权利。还要被楼上恶邻指责“你们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被社区民警教育“尊老爱幼”，难道我一直秉持的良善必须以这种方式向外供给吗？

可笑的是，我讨不回自己的公道，我的痛苦也只能讲给AI听。

在无法翻盘的困境里，人往往会被自己过剩的情绪摧毁。2024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我准备刷牙，忽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整个身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双臂肌肉发酸，牙刷险些拿不住，我当时认定这是焦虑带来的躯体化症状。

我和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共处了三十多年，我意识到，这两年，几乎隔一段时间，身体都会经历一次严重的情绪低落，不想说话，连想拨打心理求助热线都放弃了，没有胃口，无法集中注意力，怕见光，白天一个人在家拉上窗帘，只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那团巨大的黑色阴影向我逼近时，我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心想“就让我假死几天吧”。我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我，而“几天后的我”果不其然没让我失望。我就这样一次次目睹自己从崩塌到重建的全过程。有点力气的时候，我会让无主题的书写融化痛苦，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

有一段时间，我疯狂迷上罪案播客和灵异故事。似乎只有最恐怖的画面、最诡异的声音、最离奇的故事还能稍微刺激一下我的大脑，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这种阶段性的情绪障碍像一阵风一样，一会吹过来一会又散去，但长期精神紧张还是会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我开始频繁受到干眼症的困扰，严重的时候，我想把眼珠抠下来放在水龙头下面冲一冲。医生说是睑板腺功能障碍，我前前后后跑了三家医院，物理疏通加用药三个月，勉强得到有效的干预。想要完全好转，我要先解决自己的困境。

2025年5月，央行正在逐步下调LPR，我的首套房利率从高点的5.65%降到3.3%，但一想到每个月账户到点就要扣掉一万多，心底最深层的焦虑正在逐渐放大。每月大额消费就是房贷，家属的工资刚刚好覆盖房贷，我们单纯靠存款度日的焦虑与日俱增。尽管我们买房的初心仅仅是自住，但依然接受不了跌跌不休的房价，前几年炒起来的楼盘近乎腰斩，而业主还在争相降价。

当初被工作磋磨的时候，我只想快点拥有一个可供休憩的地方，从未想过负债的人这般身不由己。看到别人写到“债务是生活对我们过去无知的一场暴力清算”，有一种命中眉心的刺痛感。

我们都不是消费欲很高的人，除了日常生活，几乎没有额外的个人支出。我还混进各种薅羊毛群，自己做饭，不买衣服，不旅游，购物先看差评，紧跟消费降级潮流，倒也验证了“不上班真的少花很多钱”。

我变得不爱出门，出门也不打扮，少参加线下聚会，不发朋友圈，不太主动在群里说话，怕朋友问“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尽一切可能降低存在感。

如果非得出门，我会故意选择早高峰，这样混在人群中，假装自己正常履行朝九晚六。离职后，我经常把图书馆当作公司。每天9点准点进馆，浏览国际国内新闻、看杂志、阅读、写作，有时纯冲浪。这里80%以上的人是考公考编考研大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失业人员和退休老人。来的次数多了都混成脸熟了，转过年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说明上一次没上岸，还在继续备战。

图书馆的安全感在于，只要每天按时报到，就是一个忙碌的社会人。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年薪多少。这里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也不需要打卡。它是每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人最后的自由之地。

失业之后，每天带来的心灵拷问除了无法面对自己，更害怕与家人联系。我的父母是中国传统的实干型父母，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积攒并节省下来的。哪怕到了退休年纪，还是闲不下来，坚持打零工赚点生活费。每一次打语音电话，都受不了电话那头抱怨工作上的烦恼和身体劳累。他们永远不知道，失业中的我根本承担不了额外的歉疚感。

靠着存款度日，我仿佛过着一种偷来的生活，寄居在曾经梦想的房子里，表面上差强人意，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

生活总是受伤和痊愈交替并行的，但宝贵的时间不允许我们过度沉溺在懊悔和愤怒里。当我意识到自己不是搞自媒体的那块料，开始老老实实地找工作。此时，我刚好35岁，空窗期两年，已婚未育。这些标签叠加组合，宛如一颗重磅炸弹，企业和HR避之不及。

事实的确如此，投出去的简历不下500份，全职和兼职加起来 90%以上没有回复，面试机会更是寥寥无几。有些岗位明确写明只招35岁以下，哪怕岗位职责上的每一项技能我都能胜任，有些被HR刷下后我一直穷追不舍，HR无奈地告诉我“年纪有点大”，有两次面试经历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最后一轮创始人让我提供生辰八字，还有一次和创始人约在星巴克从品牌聊到宗教。

也有些公司是我主动筛掉的，比如单休，哪怕赚得少我都无法接受单休。

当社会时钟划过35岁——这个被写在招聘简章里的截止期限，也常被大众话语描述为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终点。大众语境下给这个群体描绘的画像普遍存在刻板印象：更以家庭和孩子为中心、丧失进取心和活力、步入初老。媒体的标题像刀口一样锋利，18岁、25岁、30岁、35岁、55岁……将女性的人生切割成规整的方块。

长期的负反馈，我开始慢慢地逃避找工作。一方面是消息永远石沉大海，一方面害怕面试官提问“空窗期你在做什么”“还卷得动吗”“怎么还没小孩”“有没有生孩子的打算”此类问题。这种把自己放在客体位置上任由人挑挑拣拣的滋味很不好受，对面的人甚至不一定比我更专业。但迫于生活，我不得不给出完美的解释，并露出讨好的微笑。

我曾把房子当作一生最后的据点，后来，它成了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这边迟迟没有工作机会，与预期相差甚远的居住体验也打碎了最初的滤镜，经济压力和精神消耗的双重炙烤，让我们决定把它挂到市场上，这时距离欢欢喜喜的收房才过去两年半。

在买方市场占绝对优势的行情下，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只是还没有真正参与到残酷的买卖博弈中，这个过程漫长且毫无确定性，不知道心理承受底线和财务底线哪一个先到来。

房子挂在某知名中介平台上，中介费率为1.5%。挂上的第一个月，每逢周末看房的人一批又一批，有些甚至在门口迎面碰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中介故意制造的幻象，既是给买方看的，也是给卖方看的。

不出一个月，经纪人告诉我们有一个买家已经出价，通知我们带上身份证和房产证去签约中心。他还建议我们调低挂牌价，如果和成交价之间的差额较大对他业绩考核有影响。

签约当天是个周末，签约中心看上去人来人往，大部分还是工作人员。我们到了就被领进某个格子会议室，经纪人说买方在旁边的另一个会议室。我们见了大区负责人，聊了房子的基本情况，洽谈点主要还是价格。有一个负责传递信息的中介拉开谈判序幕，我们给了第一轮报价，他出去了十来分钟，给出买方报价。

就这样煞有介事地进进出出，看我们始终咬定某个价格不松口（与客户报价差额不超过5万），他说客户准备回去和家人再商量，还不忘吐槽那个买家每次都差几万而导致成交失败。

第一次谈判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我们自始至终没看到他们口中的买家。后来回想，我认为这就是一次预演。他们既想找个理由调低挂牌价，又想打探底价，好为后面的杀价做准备。

带看依然继续，但看房客户明显没以前那么多了。又过了几个月，大概2025年12月，全国二手房交易行情持续低迷，谁也不确定房价是不是真的见底了。每天都能接到不同平台的中介来电，想方设法变换不同话术来套底价，我根据本小区成交均价给了一个底价，不算亏掉的银行利息和软装，较之购入价格已经跌了15%，这已经比同批次的其他房子抗跌了。

这个消息瞬间就在中介内部传开了。那一天，我前前后后接到了6个中介电话——有确认消息的，有坐地压价的，有提供带看的。屡次三番见我们不肯再降价，后面半个月既无来电，也无带看。下一波博弈如此循环，带看－试探－压价－失败－暂停带看。

过了春节和小阳春旺季，接二连三的来电，有些中介会阴阳怪气，以“房子挂了这么久还卖不出去”来无底线压价。

还有一种中介，刚加微信就看我的朋友圈和签名，以他的认知点评一番，试图夸几句拉近距离。再过几天，向我吹嘘他的业务能力，让我配合他，一定能卖个好价格。原来所谓的“配合”就是他有一个“亲戚”（房子看都没看过），承诺只要再降到 xx，立即签合同，100%保证成交，但他不好意思收“亲戚”的中介费，让我承担双份中介费。

挂完电话，他还发消息指责我之前不回微信不接电话，态度不配合，我无名火大，但还是保持克制地怼回去。他威胁我说“不会再推你家房子”。房子至今没卖出去，我还在和这些中介打交道，慢慢摸清楚他们的话术和套路，也谢谢他们让我学会见招拆招。

每一次的攻防对抗，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和房子代表的私人空间之间的关系，安稳感之于自己的意义。2026年遇到一个买家，差一点成交，在谈判过程中，我的心情不是狂喜，不是解脱，竟然开始在“有点不舍”和“快点脱手”之间反复挣扎。卖出去我会心痛，卖不出去我会焦虑，一颗悬而未决的卖房决心备受磋磨，最终还是没谈妥。

2026年开始，我频频出现早醒型失眠。以前我只在经期受激素波动影响偶尔失眠，但今年发现我不是入睡困难，而是开始频繁早醒，早到凌晨两三点，我就瞬间清醒，盯着天花板，迟迟睡不着开始心烦气躁，大脑已经不听使唤，杂念丛生，生活中的烦恼和陈年创伤排山倒海般袭来，像系统失控，不断弹出错误提示的页面，完全关不掉。到了白天，身心俱疲，但依然睡不着。

也许是身体信号频频报警，也许经历这一切后我还活着，我开始学会放平心态。卖房决心更加坚定，不再瞻前顾后，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居住，珍惜与它的缘分。工作依然在看，同时也在谋求其他出路，每天被拒绝，我已经麻木，但不允许自己继续内耗。

也许我只是不符合内卷环境下的筛选标准，即便过了35岁，我依然对提升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抛开经济压力，我正在迈入精神粗壮的中女时代，比30岁的自己更抗造。

曾几何时，有房有车有娃是一种标志性的成功学叙事。经济上升期容易给人致幻的感觉，买房成了几代人的杠杆投资。想到和我几乎同时去北上广至今依旧留在那里的同学中，有几个一直选择租房住，他们没有因为结婚生娃就随波逐流去买房。对比这些年的境遇，在我眼里，他们实在太幸运太明智了，是另一种人生赢家。

我们总是习惯用一种成功叙事去否定另一种失败，或总结一套失败教训去质疑另一种成功，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回头看，或许每个人在二十多岁时做的决定并没有对错之分，甚至没有一个决定能经得起现实世界长久的挑衅和颠覆。我们无法预判下一次在哪里跌倒，更没有能力左右时代列车的走向。

人生的风暴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真正考验我们的将是如何应对生活风暴的能力，是跌入谷底触底反弹的能力，以及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尊严。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赵雅雯

南松

不舍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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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